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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6日,湖北軍政府頒布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
　　《鄂州約法》取美國憲法精華,主張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lián)邦制,保障公民權利,確立三權分立原則,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職權作了明確的劃分。
　　“總綱”第一條規(guī)定:“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tǒng)治之。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tǒng)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tǒng)治,俟中華中國成立時,另定區(qū)劃。”第三條:“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后,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guī)定;但鄂州人民關于鄂州統(tǒng)治域內,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條至三十四條確立了都督總攬軍政大權的地位: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一次;都督代表鄂州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發(fā)布臨時律令、于議會關閉期間召集臨時議會、出席議會、與外國宣戰(zhàn)媾和締結條約、統(tǒng)率水陸軍隊、制定文武官職官規(guī)、依法律任命文武職員、依法律給予勛章及其他榮典、依法律宣告戒嚴、宣告大赦減刑復權。第五章規(guī)定了議會的職權:議會由議員組成,議員由人民選舉產生,有制定法律、通過條約、議定預算決算、向政務委員提出質詢,并對違法失職的政務委員進行彈劾等項職權。第六章規(guī)定了法司的職權: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組成,依法審理除行政訴訟以外的各種訴訟,法官除依法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的懲戒宣告外不得免職。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guī)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yè)”的權利,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取得政權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勝利并維護既得的成果。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令。

　　有專家撰文認為,黎元洪急于制定《鄂州約法》有著深思熟慮的打算,除了用以鞏固他的鄂督地位,更大的意圖是用它為將來組織臨時政府提供法律依據。繼湘、陜、贛、晉之后,滇、皖、滬、黔、蘇、浙、桂、閩、粵相繼獨立,若以人口、地域而論,民軍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各省的情況非常復雜,有的省幾處地方先后起義,就地成立臨時政府,群雄割據,互不統(tǒng)屬;有的省忙于和清軍作戰(zhàn),自顧不暇。不料時局驟變,11月9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正在孝感督師的袁世凱對民軍軟硬兼施,一面命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議和,一面下令馮國璋猛攻漢陽。此時,漢口已失,漢陽危在旦夕,黎元洪面臨巨大壓力,如不迅速組織聯(lián)合政府,統(tǒng)一軍政,興兵北伐,獨立省份有被清軍各個擊破的危險。這一天,他公布了《鄂州約法》,并以鄂軍都督府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
　　黎元洪爭到了在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的權力。但天不予人,就在各省代表赴武昌的途中,11月27日漢陽全部淪陷,前線總司令黃興率隨從黯然回滬。清軍在龜山設炮轟擊武昌,鄂軍都督府中彈,黎元洪出城避戰(zhàn)。

　　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先生說,歷史的細節(jié)很難澄清,但史學界對《鄂州約法》的評價是一致的,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公布并實施的憲法,是當時行使中央職能的湖北軍政府的卓越貢獻,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具有國家約法意義。
　　他認為,應該說宋教仁參與了起草或最后拍板了約法的制定,起了主要作用。但不能就此抹殺其他革命黨人的前期作用,更不能說明湖北軍政府只注重軍事斗爭而忽略法制建設。
　　據賀覺非、馮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義史》所述,“《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首義同志集議,為宋教仁所起草。宋于1911年10月中旬抵達武昌,協(xié)助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別的同志大都忙于軍政事務,惟獨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余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
　　還有一說,宋教仁“在湯化龍家奮戰(zhàn)幾晝夜,終于草擬出《鄂州約法》七章六十條。經約法起草委員會居正、湯化龍、胡瑛、陶德琨等人審定后,湖北軍政府頒布了這部《鄂州約法》。”
　　對于上述說法,劉重喜指出,宋教仁是10月28日下午同黃興一起到武漢的,他不可能“二十余日議論”。事實上,約法產生的集體努力不可忽視。如劉公10月12日到武昌后,即主持各項工作,組建了約法起草委員會,自任主席,成員有劉公、居正、胡瑛、陶德琨、王正廷、湯化龍、陶鳳集七人,開展了立法起草工作。
　　至于《鄂州約法》出臺的時間,劉重喜提供的一份《中華民國公報》上的一篇文告這樣寫:“所擬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及官制草案業(yè)經刷印成本,遍布在外……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念四日(1911年11月14日)”這說明《鄂州約法》在11月已“遍布在外”,向各界公示。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邱遠猷對《鄂州約法》卓有研究,他列舉了史料有關《鄂州約法》制定情況的各種記載后認為:“以上記載,雖不完全一樣,但基本事實是一致的,即《鄂州約法》是由宋教仁起草,由居正、張知本、湯化龍等共同審議的。宋教仁1911年10月28日到武漢,11月13日離開武漢。《鄂州約法》的草定,當在這段期間內。”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號漁父,漢族,湖南桃源人。宋教仁是近代歷史上杰出的社會活動家、理論家,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著名領導人。在其短短30余年的生命旅程中,他為中國憲政大業(yè)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不僅主持起草了《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著中國早期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幾部“大法”,而且為他奮斗終生的憲政理想獻出了寶貴生命,堪稱中國歷史上為憲法流血犧牲的“第一人”。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憑借自己深厚的西方法學功底,更憑借自己對所處時代的深刻認識,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有關憲政問題,尤其是對資產階級共和制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憲政思想體系。他的許多憲政方面的見解,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可以認為,宋教仁對辛亥革命的最突出貢獻,正是理論方面的貢獻。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一同抵達武漢。此時清軍逼近,漢口危在旦夕,黃興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戰(zhàn)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著眼點則在“立”,他力主組織中央臨時軍政府,以取得交戰(zhàn)團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沒有成功,宋教仁便轉向以建設新國家為宗旨的立法活動,以其精湛的法學知識及長期充分的積累準備,在短短的時間之內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
　　經過多次反復磋商,宋教仁終于說服了孫中山,決定采取內閣制,孫中山就任總統(tǒng),黃興出任國務總理。臨時更改政體模式,宋教仁不得不對取總統(tǒng)制的《鄂州約法》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的相關條款進行修改。《鄂州約法》已成過去,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則為即將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政務的依據,修改須征得各省代表同意。為此,宋教仁宴請各省代表,發(fā)表演說,陳述修改理由,然而應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當總理的謠言愈傳愈盛,《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后雖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認增加副總統(tǒng)、國務員的位置,責任內閣制并未出現(xiàn)。
　　1912年1月1日,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共和模式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標志著兩千多年封建君主專制政體在中華大地的結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后終結。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受孫中山委托起草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宋教仁力主責任內閣制,規(guī)定臨時大總統(tǒng)公布法律及政令,須經內閣附署,明確限制總統(tǒng)權力。不久,又以《鄂州約法》、《臨時政府組織法》為基礎,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日,由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tǒng)名義正式公布。

　　 袁世凱在陸征祥辭去內閣總理時,就曾請宋擔任內閣總理,被堅決拒絕。民國元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親。沿途,他廣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各地選舉越來越有利于國民黨,最終獲勝似成定局,對宋教仁當選內閣總理的呼聲也很高。民國2年3月上旬,宋教仁抵達上海,接到袁世凱發(fā)出的“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急電。3月20日晚10時,宋擬由滬乘火車去北京。宋與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一一握別,正要上火車,被刺客開槍射中,22日凌晨,宋與世長辭,年僅31歲。
　　在死前,宋教仁對身邊的人說要提醒袁世凱“以共和為重”,他托黃興給袁世凱發(fā)去一封電報:“北京袁大總統(tǒng)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富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tǒng)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
　　孫中山挽聯(lián)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凱的迅速垮臺,也造成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動勢力的猖獗。毫不夸張地說,宋案乃中國近代一大轉折,標志著17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廣為采用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在中國的破產,象征著近代中國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的努力歸于失敗。

　　《鄂州約法》一開始就不是以地方性憲法面目出現(xiàn)的,它在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即明確宣布,迄至中華民國成立,既已取得和將來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暫受鄂州政府之統(tǒng)治;在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后,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guī)定。但鄂州人民關于鄂州統(tǒng)治之域內,得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換言之,在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后自定之鄂州憲法才是真正的地方性憲法。
　　這些規(guī)定明確了約法適用的范圍和期限, 即以不確定的全國領土為適用范圍;以約法頒布實施起、迄至中華民國憲法出現(xiàn)前為適用期限。但更主要是強調由人民自己組織政府,建立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正是約法具有的開創(chuàng)性和全國性意義,才使得它成為江西、江蘇、浙江等省臨時約法的樣板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藍本。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紀念館該館副研究員何廣援引首都師范大學邱遠猷教授的一段評論說:《鄂州約法》是辛亥革命運動高漲的產物,它以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和“天賦人權”論為理論基礎,突出地強調了人民的各種權利義務,仿照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原則,設計了都督和政務委員會、議會和法司的權限與相互關系,試圖建立有效的制衡機制,以防止獨裁專制。
　　它的出現(xiàn),既否定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摒棄了君主立憲制度,宣告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湖北地區(qū)的死亡、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在湖北地區(qū)的誕生。

　　江漢大學法制研究史專家李衛(wèi)東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鄂州約法》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真正憲法性法律文獻,它的頒布在中國法律發(fā)展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過去,中國同盟會僅通過其三民主義政綱和《革命方略》勾畫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籠統(tǒng)圖案。而《鄂州約法》將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它的頒布意味著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確立。
　　這部約法對動員人民擺脫清朝封建專制統(tǒng)治、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湖北以及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有著很大的作用。它的頒布極大地提升了武昌首義民主革命色彩和意義,也為以后其他獨立各省組建政府、制定約法樹立了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