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十字路口,馬路上沒有一輛汽車,面對前方亮起的紅燈,一對戀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有意思的辯論:一方認為這種情況行人可以通過,因為沒有妨礙到任何人;但另一方卻認為不能闖紅燈,因為對于是否會妨礙到他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最終的秩序將會因為個人私自的解釋而趨于混亂。

　　最近一些地方對“中國式過馬路”的治理,讓我再度想到了這個故事。行人違章是執法實踐中的一個世界性難題。如何有效治理,考驗著現代國家公共治理的水平,也考驗著公民的德性與公民社會的成熟度。像在辯論中一樣,不同的人對待規則的認知并不一樣,而實用主義的盛行,無疑讓馬路上法治秩序的實現充滿諸多不確定性。

　　從公民自身角度而言,“中國式過馬路”凸顯出一種集體搭便車的社會心理,在“法不責眾”的意識下,闖紅燈成為公民自利性的選擇。這種行為選擇機制中,公民的規則意識并非沒有,而是讓位于私利性的偏好,或是得到了“不妨礙他人”的寬慰。于是,公民原本應當具備的公共良知被私欲取代,對這種現象也可以歸納到“公民腐敗”的范疇。亞里士多德曾對腐敗有過經典的描述,他認為腐敗是正義和公共精神的喪失,“如果私利取代了公益,欲望取代了榮譽,嘲笑不幸取代了嘲笑作奸犯科”,那么就會出現政體的墮落,城邦的使命在于尊重、發展和提高公共性。亞氏對于腐敗揭示的興趣集中在政體,但這種分析同樣適用于公民,其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社會,不僅政府及其官員存在墮落和腐敗現象,公民也存在墮落和腐敗的可能,它的集中表現就是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喪失;而防范公民腐敗不能單依靠公民自身的德性完善,也需要求助于“城邦的使命”,即通過執法去發展和提高公民的公共性。

　　在構建公民社會的過程中,為了防范公民出現墮落和腐敗,為了增進公民所應當具備的公共良知,政府(城邦)肩負著重要的職能。人的本質不是在私域而是在公域中才能實現,與官員權力乃天下公器相對應,公民權利亦有公共性的屬性。官員以其公權力實現公共性,公民則以其公權利實現公共性。相應的,公民能夠行使權利以對抗官員腐敗,公權力也能夠通過執法以防范公民腐敗。具體到行人違章而言,闖紅燈折射出公民公共性的缺失,人們不再服從內心對規則的敬重,最終便是遺失了良心自由。

　　當然,依靠執法力量所維系的公民公共性原本不牢靠,一旦執法力量本身還松松垮垮,就更容易帶來更大的壞處:讓公民產生逃避法律、規避法律的心理,進而使得其服從規則、培育公共性的行為習慣更難確立。但執法對于公共性維系的牢靠程度,主要取決于這種執法的持久程度。對違法行為處罰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經濟制裁,而是一種權威的否定性評價,久而久之能夠在人們內心形成一種規則意識,一種秩序情懷,一種公共理念。

　　公民德性的培育需要執法的維系,但其最終的目的在于達到公民對公共良知的服從與維護。胡適曾說過: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暗含了公民公共身份的極端重要性。要實現這種身份的轉換,有效防止公民的墮落與腐敗,公民必須在執法的引導下,具備服從良知的自由。回到開頭的那場辯論,反對闖紅燈的理由已經充分論證了法治生成的關鍵,但更深層次的緣由還在于:即便是善意的闖紅燈,也會違背自己作為公民的公共良心,因為在完美的公民德性中,闖紅燈是對自己所認同的規則的違背,即便安裝上再善意的借口,它也應當受到公民內心良知的批判。(作者系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