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發生殺醫悲劇的溫嶺,其實早就推出過醫療糾紛調解中心,可悲的是,這個當時效果不錯的“第三方”機構,此次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

　　10月25日,浙江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3名醫生被患者持刀捅傷,其中一位醫生不幸遇難。這一惡性事件,讓輿論再度聚焦久治難愈的醫患沖突。昨天,浙江省衛生廳副廳長馬偉杭表示,有關部門將下發保障醫療安全的相關文件,建立醫療場所的警鈴、監控、安檢和安保等必要防護措施。

　　在醫生一死二傷的悲劇之后,適當完善醫院的安保措施,對很多沉浸于悲痛中的醫生來說,是一種必要的安撫。何況沒有一個安全的就醫環境,無論對于醫生還是患者,都不是好事。但仍需清醒意識到的是,靠硬件的層層設防,很難從根本上杜絕醫患沖突,堵不如疏,這樸素的道理,在醫患糾紛領域尤其適用。

　　化解醫患糾紛,國外比較好的經驗是設立倫理委員會,其成員除醫生外,還有社區代表、社會工作者、律師等多方角色,因而能進行中立、有公信的調解。國內并非沒有類似機構,2010年,當時的衛生部等三部門就曾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免費為市民調解醫療糾紛;并明確提出,委員會由具有較強專業知識和較高調解技能、熱心調解事業的離退休醫學專家、法官、檢察官、警官,以及律師、公證員、法律工作者組成。

　　而在剛發生悲劇的溫嶺,類似的機構甚至建立得更早。2009年3月,溫嶺市就“創新推出成立醫療糾紛調解中心”,成員由法院、公安、醫療、信訪等老同志組成。在成立8個月之后,還有媒體報道,該調解中心調解糾紛57起,成功率達到百分之百。但這個當時效果不錯的“第三方”機構,現在是否仍在正常運行,面臨矛盾的醫生或患者是否都知道這個機構,我們卻不得而知。

　　回顧溫嶺剛發生的醫患沖突,殺醫嫌犯去年3月份做的手術,從12月開始找過醫生四五次,甚至有一次跪在醫生面前,要求繼續治療;而醫生認為手術沒有問題,看見患者下跪覺得特別難受,“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不知道雙方溝通四五次未有共識之后,是否曾想到找相關調解機構?患者家屬早知其不滿醫治結果,為何也沒想到去找調解機構解決問題?如果早些經過“第三方”的調解,事態還會否演變為暴力行兇?

　　是時候好好檢視醫患調解機制了。沒有一個有公信的“第三方”機構,矛盾中的雙方各執一詞,最后很容易演變為暴力沖突。現在盡管我們可以通過新聞檢索,找到很多地方成立醫患調解機構的消息,但這些機構具體怎么運行,患者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去尋求調解,醫生是否可以主動要求調解,卻基本找不到詳細信息。

　　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細化相應的調解制度,比如,明確調解機構成員招募標準,確保這一機構的中立和公信;明確調解程序啟動的標準和路徑,讓所有醫生或患者面對矛盾時,知道怎樣找到說理的地方。把這些調解信息在每一個醫院張貼傳達,肯定比單獨加強安檢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