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與“制度”在反腐中的錯位，提醒著我們不得不反思，房叔蔡彬被雙規了，但還有多少“房叔”、“表哥”亟待制度的介入與發掘？

　　廣州市紀委22日下午通報稱，初步查明蔡彬在擔任廣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副局長，番禺城管綜合執法局局長、政委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賄賂，違反相關管理規定，經商開辦企業等重大違紀問題。目前，紀委已對其采取“雙規”，“房叔”兒子為澳洲籍一事也被查實。(10月22日《南方日報》)

　　盡管“房叔”腐敗事實已經被證實，但這樣的“成功”并不能令人驚喜，說到底，事件進行到現在，這依然是一個典型的被網民推著走的反腐案例，其至多也只能說是又一次的“網民的勝利”。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定義“網民的勝利”之尷尬，網民舉報“命中率”越高，制度反腐亟待填充的空間就越大。而只有靠制度反腐發現“房叔”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勝利。

　　在一個網絡反腐熱情高漲的年代，網民每一次成功實現對腐敗官員的揭發，已然不再僅僅意味著是對貪腐官員的懲戒，同時也可以說是對正常的反腐制度的施壓和諷刺。事件中的兩個細節，“房叔”的房屋申報數量與實際情況相差懸殊，“房叔”的兒子被查實為澳洲籍，至少昭示了目前制度反腐中兩大可看得見的漏洞：申報仍停留在官員的“自覺”層面，而一個“裸官”的潛伏要靠深入的調查才能被證實。

　　上述細節提示的一個重要但仍被忽視的反腐理念是，任何的反腐制度設計都要自動放棄依靠官員道德自覺的念頭，而是代入嚴格的前置防范制度。各界對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強烈呼吁，即發軔于此。隨著公民的反腐意識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如果制度性的反腐舉措，遲遲不能跟進，那么一旦民眾反腐屢屢走在前面，這種落差所引發的社會情緒就可能會超越反腐這一單一議題，造成更大的信任危機。

　　“網民”與“制度”在反腐中的錯位，提醒著我們不得不反思，房叔蔡彬被雙規了，但還有多少“房叔”、“表哥”亟待制度的介入與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