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黨校副教授江偉認為難在三點：如何改革利益分配結構、如何獲得輿論認同、如何調適觀念

　　新聞背景　據7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經過近7年的醞釀和試點，浙江杭州日前正式啟動市級機關公車改革，市局(副廳)級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專車。與此同時，杭州市向公務員發放公車改革補貼，補貼根據級別分9檔，最低每月300元，局級干部每月2600元。據統計，此次首批參加公車改革的21家市級機關，近兩個月來公車費用下降32%左右。

　　目前的公車消費，已經到了一個不僅讓民眾議論，而且國家財政都難以負荷的程度。因此，杭州公車改革一經媒體報道，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有人支持這種改革，認為會給政治文明和經濟社會生活帶來新氣象;也有人擔心這種改革是“換湯不換藥”;還有人質疑按級別發車補是典型的“隱性腐敗”表現(據媒體披露，遼寧省遼陽市宏偉區車改后“書記、區長每年車補7.6萬元”)。就公車改革問題，7月6日，記者采訪了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部副教授江偉博士。

　　記者:杭州近兩個月來公車費用下降32%，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其實無論改革后的車補有多么的不合理，也比不改革前的花費要少得多，對于納稅人的口袋而言，應該是件好事。你如何評價杭州的公車改革?局級干部每月2600元補貼你認為高嗎?

　　江偉:公車制度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借鑒前蘇聯模式，適應工作需要而設立的。隨著我國國力增強，公車多、財政開支大、濫用公車等現象層出不窮，公車改革勢在必行。

　　杭州實行公車改革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子，給人們帶來了警示和啟迪。它警示人們:改革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不但關乎起點不同的當事人的直接利益，而且連帶著民眾的間接利益層面，所以改革既要勇敢，又要審慎。它啟迪人們:在推進改革的道路上，因為革除弊端已成為大勢所趨，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改革者和更優化的改革方案。

　　具體說到局級干部2600元的補貼是否高的問題，我想公車改革是否需要補貼以及補貼高低，是需要經過各地的工作實踐和時間以及民意檢驗的。

　　記者:公車改革已有十多年，防止公車私用，各地的改革措施不可謂不多，但公車改革實則陷入了某種困局。為什么公車改革難以推進?

　　江偉:公車改革難在三點上:一是如何改革利益分配結構。從政治學的角度講，權力本應是有邊界的，但許多地方的公車使用是用權力的模糊性取代了權力邊界的清晰性，如何規范是個難題。二是如何獲得輿論認同。所有的改革都和納稅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在設計、落實公車改革方案時有沒有公開、透明、公正地體現民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三是如何調適觀念。改革的設計者、改革的利益攸關者、改革的買單者三者在觀念上是否能夠找到共同的關注點，并使改革落腳于共同點上是需要努力調研和破解的。公車改革不應成為部分人利益擴張的機會，而是要立足于推進國家整體利益結構的優化。

　　希望這三點能給以后的改革設計者們以提示。

　　記者:杭州的這一改革對其他地方有無借鑒意義，能否在全國推行這種改革?

　　江偉:任何改革的成功之處或失敗之處都有借鑒價值，杭州的公車改革也不例外。車改是一項復雜的改革工程，不僅僅是人民幣的數字問題，而且要更多地考慮到它背后的觀念、利益、民眾的期待以及工作的需要等，這些要素都要體現在改革方案中。一方面應該看到，杭州在全市范圍內推行車改，有敢為的一面。大家有爭議，但爭議不在要不要改革上，這說明在公車改革上民眾是認同的。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杭州的車改爭議大，這是人們在呼吁更完善的改革方案出臺的表現。希望我們國家在推進公車改革上推出更成熟、更優化、更全面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