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吉州區檢察院在嚴厲懲治各種刑事犯罪的同時,正確處理好辦案與監督的關系,在辦案中強化監督、在監督中確保質量,通過強化監督以維護公平正義,為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主要做法是: 

　　一、以證據為核心,強化對偵查機關取證活動的監督。 

　　審查證據是公訴工作的核心環節,這一工作關系到收集的證據能否作為定案依據,關系到案件的質量,關系到能否維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關系到司法機關的規范執法。基于此,吉州區院在證據審查方面牢牢樹立以下幾個意識: 

　　1、監督取證主體是否合法。針對偵查活動中常常發生一名偵查人員審訊的現象,吉州區院注意訊問主體的審查,尤其注意同時訊問共同犯罪嫌疑人時是否存在一人審訊記錄的違法現象,發現類似情況即向偵查機關提出糾正違法并責令指派他人重新訊問。對于非法定司法機關(如單位保衛部門、紀檢監察部門)收集的證據,要求偵查機關依法轉換,不能直接采用。 

　　2、監督取證過程是否合法。在這方面主要是監督偵查人員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引誘、威脅、欺騙手段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及證人證言,如發現此類情形,即非法排除該言詞證據,責令偵查人員重新取證。此外,還將偵查機關訊問的地點是否合法作為監督的重點,以排除因訊問地點不符合規定而產生所取證據可信性不高的局面。 

　　3、監督證據是否客觀、真實。客觀性是證據的命脈,近期國內發生了一系列的冤假錯案,這些錯案之所以發生的主要原因便是審查證據出現了問題。為此,吉州區院高度重視對證據客觀性的審查,對于偵查機關收集證據上的缺陷,一方面,承辦人加強與偵查人員的聯系,就證據的收集、證據的缺陷向偵查人員提出引導偵查建議;另一方面,加強自己補充證據的力度,通過自己補充證據以核實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是否客觀,兩者相互比較以辯真偽。如李足根詐騙案,偵查機關認定犯罪嫌疑人李足根利用與高速公路管理部門簽訂綠化工程合同之際詐騙數額巨大的公私財物,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一般的民事糾紛還是構成詐騙罪成為本案的焦點,為此,吉州區院在認真閱卷、吃透案情的基礎上前往3個案發單位自行核實、補充證據,通過審查證據的客觀性與真實性,現有證據難以證實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吉州區院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確保了案件的質量。  

　　4、監督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證據的關聯性是反映證據證明力大小的很重要的方面,為此,吉州區院非常注意證據之間的關聯性審查,以排除偵查機關收集的無關證據、無效證據。如在辦理陳友東、羅登故意傷害案過程中,敏銳地發現本案偵查機關提供的被害人傷情鑒定為重傷的結論可能存在重大問題,因為被害人在此次傷害之前還被其他人傷害過,而本案的傷情很有可能把兩次傷害的傷情混淆了,通過查閱案卷及病歷并訊問嫌疑人,發現本案的傷情鑒定與病歷之間不具有關聯性,相互間有矛盾,這進一步確信了判斷的正確性,因此,吉州區院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監督公安機關重新鑒定,重新鑒定的結果是輕傷甲級,由重傷到輕傷,有效地保證了案件質量。 

　　二、深挖細查,嚴防漏犯、漏罪。 

　　在辦案中,吉州區院高度重視深挖細查,糾出漏犯、漏罪,這是嚴懲犯罪的需要,也是公平正義的需要。吉州區院一方面注意本犯事實的審查認定,另一方面注意深糾本犯的漏罪以及本犯之外的漏犯。發現漏犯、漏罪,在嚴把證據的基礎上、在確保搞準的基礎上,堅決予以追訴,以求案件的公正處理,確保法律的嚴格執行。從2006年至今,共追訴漏犯38人。 

　　成功追訴李道洪、阮恢橫就是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這是一起多人共同敲詐勒索犯罪,并且將被害人帶至賓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向被害人勒索財物,不僅嚴重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利,還嚴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因只有曾慶樂、賀金茂到案,另兩名犯罪嫌疑人李道洪、阮恢橫卻逍遙法外,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被害人乃至其他社會群眾一度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也產生誤解。為此,吉州區院將公安遺漏移送審查起訴的李道洪、阮恢橫作為重點監督的對象,在核實證據的基礎上要求公安機關補充移送起訴李道洪、阮恢橫,并督促公安機關將兩犯罪嫌疑人及時抓捕歸案,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讓人民群眾真正了解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起到非常積極的社會效果。 

　　三、嚴把定性,確保法律正確適用。 

　　案件的定性是建立在事實、證據基礎之上、確保案件質量的另一重要方面。定性不準,不利于案件的正確處理,不利于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不利于法律的正確適用,危害是極其巨大。基于此,吉州區院在加強業務學習、研透法律的同時,對于每一起案件的定性嚴格把關,特別注意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2006年至今,共改變定性案件17件,確保了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如被告人徐武龍案,公安機關以故意殺人罪移送審查起訴后,吉州區院經審查發現:犯罪嫌疑人徐武龍將液化器瓶移到被害人居住的房間雖然是針對特定的人,但是被害人所居住的房間系多人居住的場所,嫌疑人的行為已經明顯危害了公共安全,為此,承辦人與偵查人員前往現場察看并找有關證人核實,在補充犯罪地點系公共、集體宿舍的證據基礎上,吉州區院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起訴,法院也以同罪作了有罪判決,這是一起典型的嚴把證據確保質量的案件。 

　　四、加強對偵查機關變更強制措施的監督。 

　　當前,在司法實踐中,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是:公安機關對于批準逮捕的案件未經檢察機關同意而擅自變更為取保候審,然后再移送審查起訴,尤其是對于一些重大犯罪嫌疑人也擅自變更強制措施,這一方面會嚴重影響案件的審查起訴直至審判,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司法腐敗,為此,吉州區院注意加強對偵查機關變更強制措施的監督。如:在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督中,發現并糾正了一起捕后采取取保候審不當的重大案件。2005年10月至2006年3月,吸毒人員梁俊為籌集毒資,多次搭乘出租車為由,要司機開車到偏僻地段,然后謊稱自己患有艾滋病,手持裝有血液的注射器對著司機索要錢財搶劫作案。2006年4月24日,吉州區院以涉嫌搶劫罪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梁俊。關押期間,梁俊曾患的左下腳靜脈血栓病復發,為便于治療,公安機關于6月2日對其取保候審。6月13日,公安機關將該案移送吉州區院審查起訴,承辦人傳喚梁俊時,其時常不能到案。經調查,公安機關于6月2日對其取保候審后,其到外地一家醫院住院治療至6月6日治愈出院,公安機關一直未對其改變強制措施,其保證人反映梁俊又同一些吸毒人員聯系。為慎重起見,辦案人員還向看守所醫生和其他人員詢問相關情況,了解到梁俊的病情已經穩定不影響關押,7月3日,吉州區院認為本案屬多次搶劫,應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是情節嚴重的重大案件,其很有可能又為籌集毒資再次搶劫作案,對梁俊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不能防止其發生社會危害性,應當及時予以關押,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梁俊,為此,公訴部門依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將該案移送偵查監督部門,經偵監部門審查,作出了決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梁俊的決定,已交公安機關執行。 

　　五、注意監督方式的多樣化。 

　　在具體的監督過程中,吉州區院注意方式的多樣化和靈活性,在相互配合中加強監督以求一個目的:確保案件質量,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基于此,吉州區院非常注意監督方式的策略,既要敢于監督,又要講究配合。為此,吉州區院在監督的具體方式上注意多樣化: 

　　對于程序上的小問題,一般采取口頭方式糾正違法,對于程序上的重大違法問題,則毫不留情面地發書面糾正違法,2006年以來共向公安機關書面糾正違法41余次。如被告人王胤日聚眾斗毆案,吉州區院經審查于2007年7月6日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偵查機關未能在一個月內偵查終結,直至8月15日才重新移送審查起訴,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吉州區院當即向公安機關提出糾正違法,確保監督偵查機關嚴格依法辦案。再如犯罪嫌疑人張利蓉等六人涉嫌非法拘禁案,針對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張利蓉、李志飛、何愛德、梁師用、趙鵬、江鴻執行拘留、逮捕后,未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將拘留、逮捕的原因及羈押的處所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屬,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第七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我們依法向公安機關書面糾正違法。 

　　對于證據上存在的問題,主要采取退回補充偵查、發要求提供法庭證據意見書、責令重新取證等方式引導偵查機關取證。如在審查犯罪嫌疑人李萍挪用資金案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李萍涉嫌挪用資金從事營利活動而案卷中無相關證據,吉州區院依法將案卷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后核實了相關事實,既有效地對偵查活動進行了監督,又保證了案件的質量。 

　　六、強化審判監督,確保審判權的正確適用。 

　　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關鍵一環的審判活動事關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切身權益,事關司法的公平與正義,其影響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為此,吉州區院高度重視對刑事審判活動的程序進行監督,具體圍繞以下幾個方面: 

　　1、對法院應當履行的程序性法律義務進行監督。如是否庭前告知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的訴訟權利,通知開庭時間和地點是否合法,裁判文書是否按規定送達等。這些都關系到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關系到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行使。但實踐中,法院一般很少向被害人或其近親屬送達裁判文書,致使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申請檢察機關抗訴的權利無從得到保障,如被告人曾新等人尋釁滋事案,針對法院未向被害人送達刑事判決的違法行為,吉州區院依法向法院提出口頭糾正意見并得到法院的認可及改正,切實維護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2、對審判期限的監督。如被告人徐海生貸款詐騙罪,吉州區院2007年7月12日起訴至法院,8月15日開庭,但法院直至9月28日才判決,審限嚴重超期,吉州區院即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監督法院嚴格依法辦案。對于一些開庭之后仍久未判決的案件及時提醒法院,以防審限超期。 

　　3、對送達文書的監督。送達文書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當庭宣判的案件沒有在5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的規定。 

　　4、對庭審活動的監督。主要是針對合議庭的庭審活動進行監督,如合議庭的組成人員、是否告知被告人有關訴訟權利、是否剝奪被告人的應有權利。 

　　對于以上的程序問題,吉州區院采取糾正違法通知的形式予以監督,對于情節輕微的采取口頭形式,對于情節嚴重的則采取書面形式,注意方式的多樣性。 

　　5、慎用抗訴權力求抗得穩、抗得準。 

　　為嚴格執法、維護公平正義,吉州區院審判監督的重點是審查刑事判決,注意審查判決結果是否公平、是否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違背。抗訴的范圍既包括重罪輕判的案件,也包括輕罪重判的案件;在決定是否抗訴時慎重思考是否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一些因民事、鄰里糾紛引起的案件,對于一些涉及民事賠償的案件,吉州區院在審查判決時,充分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充分考慮被害人的賠償情況;對于一些顯失公平的案件,則堅決抗訴。如2006年8月3日,吉州區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羅鋒有期徒刑九個月,被害人對法院的判決強烈要求抗訴,收到被害人的抗訴請求后,吉州區院經審查認為:被告人羅鋒在共同犯罪中糾集人員、準備兇器、直接實施了砍人行為,起主要作用,并且系入戶故意傷害公民身體,主觀惡性較大,其作用明顯比同案犯彭正盛要大,但被告人羅鋒的判決卻比彭正盛輕,顯失公平,法院的判決適用刑罰明顯不當,本著“從嚴打擊、確保司法公正”的原則當即依法提出抗訴。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依法撤銷原判,改判被告人羅鋒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維護了司法公平與正義。 

　　6、突出重點,加大職務犯罪監督力度。 

　　近年來,職務犯罪量刑偏輕現象日趨明顯,對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的比率很大,從2001年至今,共對44名職務犯罪分子作出一審判決,其中緩刑23人,占52%;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實刑2人,占4.5%;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3人,占29.5%;十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占13.6%。 

　　職務犯罪量刑偏輕給維護司法公正、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不良的社會影響。一方面,犯罪分子容易形成僥幸心理,認為自己為官一任、高人一等,可免受牢獄之苦;另一方面,使人民群眾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產生懷疑,認為司法機關對職務犯罪的處理不公,官官相護,因此,吉州區院歷來將職務犯罪作為刑事審判監督的重點,加大對職務犯罪刑事判決的監督力度。如被告人毛積順等5人貪污、挪用公款、挪用資金案,法院作出判決后吉州區院經依法審查后認為:該判決適用刑罰明顯不當,在共同貪污犯罪中,對各被告人適用刑罰明顯不公,被告人肖木根系貪污罪的從犯,具有法定的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但卻與作為主犯、僅具有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被告人毛積順、肖芝根、彭勇俊同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有違司法公正,另外,就貪污罪的附加刑而言,五名被告人均被判處沒收財產一萬元,沒有根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及實際分贓情況而有所區別,有違罪責刑相適應這一刑法基本原則,吉州區院依法提出抗訴并得到吉安市檢察院的支持,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