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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１６日電(記者程云杰 施晴妍)美國財政部北京時間周六凌晨在華盛頓宣布將下半年的匯率報告推遲到２０國集團峰會閉幕之后，這一決定雖然繞過了一直以“人民幣被刻意低估”為主要競選議題的國會中期選舉，但是在匯率問題上，中國面對的外部壓力并未有減弱。

　　就在同一天，美國政府宣布將就中國政府是否對國內清潔能源行業提供非法補貼進行調查，并表示一旦獲得充足的證據支持將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解決。

　　中外研究機構的學者指出，匯率和貿易爭端問題只是中國未來發展必須持續面對外部壓力的一個側面，其誘因是中國經濟在發展速度和增量規模上同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形成的明顯落差。由于這種落差將會長期存在，并將從經濟社會民主政治等多個領域引發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更大外部壓力，中國必須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中處理好與世界的關系。

　　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東亞區主任肖耿認為，中國經濟和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形成了近代以來最顯著的落差。他說，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面對的是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失業率較高，經濟增長疲軟甚至下滑。相比較而言，中國經濟一直以數倍于全球經濟增長的水平向前發展，失業率不高，物價水平處在上升通道。雖然中國的人均ＧＤＰ水平仍然很低，但是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有一半以上的份額來自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報告預測，２０１０年中國全年ＧＤＰ增速同比可達９．９％；摩根士丹利發布的一份長期預測則顯示，中國經濟在２０２０年以前有望保持８％的年均增速。

　 肖耿說，這種反差會使外部壓力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面對的一種常態，并突出表現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主要是因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受其政治制度的限制，任期短、選舉頻繁、常常會出于政治利益的考慮回應選民的短期利益訴求，從而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特別是中國，提出“情緒激烈”但卻“缺乏合理性”的要求，其危險之處在于造成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干擾全球經濟的整體復蘇。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用一組數據來證明中國當前面臨的巨大壓力。他說，盡管經濟復蘇已使全球貿易保護和貿易救濟案件數量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回落，但是中國面臨的形勢并不樂觀。今年１季度，全球新發起的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特保案等在內的臨時進口限制貿易救濟案同比下降２０％，但在此期間，全世界約４７％的新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把矛頭指向了中國。１至８月，共有１７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７９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１００．３５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１６．２％和１２１．２％。

　　梅新育認為，中國作為全球貿易的優等生已無可避免的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而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利用政治壓力強迫人民幣升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與市場的力量常常表現為相互倚重。比如，在政治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境外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也借機大肆炒作人民幣升值題材，使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猛然高漲。學者們指出，外部壓力已從經濟傳導到社會政治各個領域，主要與民主、人權和宗教問題掛鉤。本月初，位于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就把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劉曉波，意圖為中國強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博愛”。

　　梅新育認為，一些居心叵測的外部勢力始終希望忽悠中國效仿失敗國家而放棄自己的成功道路。

　　正是在如此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１５日至１８日在京召開。會議將就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戰略轉型做出重要的戰略規劃和部署。

　 肖耿認為，要化解這些外部壓力，處理好與世界的關系，中國最重要的是要“繼續做好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做好自己的事，確保國內經濟平穩、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市場室主任曹紅輝認為，決策者在討論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過程中，應該致力于通過更系統化的改革，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特別要考慮人民幣匯率改革究竟將繼續采取何種政策，中國如何加快結構調整，以適應匯率改革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何星亮博士認為，當今的社會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調整決定了外部環境勢必會越來越復雜，這是中國無法回避的現實。

　　他說：“與化解外部經濟壓力一樣，中國也需要立足國內應對與民主、人權和宗教等問題相關的外部壓力。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與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各民族群眾才能在安居樂業中不斷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市場經濟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于沛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并且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有以此為出發點，中國才能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與對外交往中做出明智的決策，才能逐步從大國成長為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