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2日提請立法機關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首次給國家公職人員的親朋好友利用關系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定罪”。草案中加大了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懲處力度，將最高判刑期限由5年增加到10年。（見12月22日中新社報道）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首現于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單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時予以吸納。20年來，對這項罪名的爭議一直不絕于耳。

　　按照現行《刑法》，貪污受賄超過10萬元即可判處至少10年有期徒刑，情節特別惡劣的甚至可判處死刑。相比《刑法》對貪污受賄罪的量刑標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不過5年的懲罰力度顯然是輕的，不僅不足以威懾犯罪，更有可能成為貪官污吏的“免死金牌”。

　　曾有論者稱應該廢止這項罪名，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從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出發，“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具有成為獨立罪名的條件和可能。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說明合法財產之外的其他財產的來源，最好適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不應以貪污受賄罪模糊論處。神圣的法律理應具有審慎而清晰的品質。

　　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增加到10年，應該說是對此前量刑過輕的一次糾偏。但顯然，這仍然不過是權宜之計。因為如若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我們就沒有辦法恰當切割官員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的界限，直接影響“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量刑上的認定，使這項獨立罪名無法有效阻止官員的貪欲，使紀檢監察部門事先無法密切追蹤官員財產的異常，非要等到“東窗事發”才能被動跟進。現實當中，我們不能排除在官員財產暗處運行的情勢下，一些劣行昭彰的貪腐官員逍遙法外。

　　在我看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可分割。我們需要完善后者，也要重視前者的建設。如果沒有前者的規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將不可避免處于尷尬地位。

　　就法律精神而言，任何法律的初衷都不在于懲戒的強度，而在于懲戒的可能。具體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么嚴苛，而在于它能讓人充滿敬畏之心，從而遠離貪污腐敗。顯而易見，只有官員財產的陽光化和透明化，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因此，立法機關應立足于反腐敗事業的大局，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有所作為，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定罪量刑提供法律前提，讓其成為堵住官員貪腐的法律“堤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