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傷害案件一般都伴有矛盾糾紛，是群眾信訪的高發點。近年來，諸暨檢察院在深入推進檢調對接等措施化解矛盾的同時，積極探索輕傷害案件矛盾化解的新途徑，綜合運用“六法解鎖”，使一批輕傷害案件中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自2010年以來，僅在公訴環節就成功促成和解24起，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一是用公正形象解鎖。有些輕傷害案件，因公安機關采取措施不當或偵查用時過長，引發當事人的猜疑和誤解，導致案件當事人雙方矛盾升級，演變為信訪案件。辦理此類案件時，諸暨檢察院能通過樹立公正形象，贏取當事人的信任而促使矛盾的化解。如何某、周某故意傷害案，雙方因故發生互毆且互有傷情。轄區派出所誤以為何某傷勢較重對周某留置24小時，后因傷勢發生變化及證據交錯，案件久偵未結，導致周某對派出所的不滿情緒，多次拒絕調解，并向紹興市公安局信訪。審查起訴中，諸暨檢察院發現問題的癥結在于周某的猜疑心理，遂主動聯系周某及其律師到院，公開出示案件有關證據，后又兩次趕赴案發地，向周某說明案件偵查過程，以及檢察機關審查判斷的標準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最終取得了周某的信任，其當場表態只要檢察機關提出的賠償方案，其一定接受，案件被成功和解。 

　　二是用查明是非解鎖。在輕傷害案件中，有的當事人為逃避或減輕處罰，趨利避害、回避或隱瞞事實真相，致使案件矛盾激化。對此類案件，通過澄清事實促成矛盾的化解。如張某父子故意傷害案。張某父子共同致被害人輕傷，在公安機關偵查中，張某父子均辯稱被害人之傷與張某無關，而被害人則不然，一證人也因系嫌疑人方親戚而作了不實證言，造成案件在一年多時間里久偵無果、久調不結。審查起訴中，通過分析案情，認為只有分清是非才有化解矛盾的基礎。遂在加大補充偵查力度的同時，輔之居中調停，最終在事實證據面前，張某父子倆同意共同賠償，矛盾在案發兩年后成功得到調處。 

　　三是用親情友情解鎖。有些輕傷害案件，當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對賠償抱有無所謂心態，拒絕調解。對此類案件，不是簡單地一訴了之，而是積極地通過親情、友情關系等途徑來促成矛盾的解決。如畢某故意傷害案。畢某因瑣事將被害人顧某手臂砍傷，留下四處共15.2厘米的疤痕。因雙方間有多年的糾紛，偵查及審查起訴中，顧某提出31萬的賠償要求，并拒絕讓步，被害人為此極度不滿。在反復調解無果后，經多方聯系找到了與顧某關系較好的親戚和同學，做顧某的工作，后在轄區派出所的協助下，雙方以7萬元的數額和解。 

　　四是用法律威嚴解鎖。有些輕傷害案件，因個別共同行為人情況特殊，常設計讓其中某一人承擔責任，給公安機關造成偵查障礙，導致被害人的不滿。對此類案件，能及時通過法律威嚴打消行為人的僥幸心理，促進矛盾的化解。如張甲、張乙故意傷害一案，張乙在弟弟張甲與被害人黃某叉打時，伸腳將黃某絆倒在地，后張甲將黃某毆打致傷。案發后，考慮到張乙系農村黨員干部，張甲、張乙兄弟倆便商謀讓家境拮據的張甲出面承攬所有責任，企圖以張甲一人接受刑事處罰的方法讓被害人無法獲得足額賠償，導致矛盾升級。經審閱材料和走訪后，諸暨檢察院識破了兄弟倆的盤算，遂要求公安機關進行針對性的補充偵查。后張乙在法律的威懾力下，被迫承認事實并提出愿意承擔賠償責任，使矛盾得到了化解。 

　　五用整體合力解鎖。對有些輕傷害案件，由于相關業務部門無法充分了解矛盾成因及案發背景，不能有效聯系調動社會力量，而使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對此類案件，諸暨檢察院能充分發揮基層檢察室的作用，利用檢察室貼近基層、更容易了解到真實情況的實際，整體合力化解矛盾。如張某故意傷害一案，張某與被害人方某因工作糾紛發生相打，方某受傷。案發后，張某以履行職責且方某存在較大過錯為由拒絕賠償，多次調解無果。發現問題的復雜性后，及時聯系楓橋檢察室開展社情調查，并通過檢察室聯系了轄區司法所及所在企業。經合力調解，企業承擔了方某5000元的治療費用，張某也賠償了方某15000元損失，案件矛盾得到了調處。 

　　六是用釋法說理解鎖。有些輕傷害案件，起因很小，行為人主觀惡性不深、作案手段簡單，之所以矛盾升級是因為偵查環節不重視調解，或調解時釋法說理不夠。對于此類案件，能充分為雙方當事人提供和解的條件和空間，促使矛盾化解。如李某故意傷害一案。李某與被害人郭某系同村村民，兩人在老年活動室打麻將時，因1元錢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吵、叉打，期間，郭某的左手中指骨折。通過審查發現，雙方當事人案發前關系親近，具有和解條件，遂選擇諸暨檢察院的檢調對接工作室，組織當事人及其親屬進行和談，通過承辦人數次細致、耐心地釋法說理，最終促成雙方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