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8月6日報道，四川省瀘州市龍馬潭區交通局長謝林因停車費糾紛拳打物管老人事件有了結果：經龍馬潭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同意區紀委給予謝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決定，免去謝林交通局黨委書記職務；按干部任免程序提交區人大，免去其交通局長職務。

　　這是繼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置疑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之后，又一名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政府公職人員。除了酒后駕車、怒打老人，這位局長同樣引起輿論嘩然的也是他的幾句“雷語”。欠了兩年停車費，物管老人討要的時候，他說：“跟老子過不去，老子要找人來整死你！”人們指出他酒后駕車，謝林則辯解：“我車上裝有酒，酒氣跑出來了，身上就有。”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個別公職人員如此這般蠻橫的語言和讓人啼笑皆非的辯解不時見諸媒體，成為公眾議論的話題，甚至被冠以一個新鮮的名詞“雷語”—“雷人”的語言。

　　那么，我們的一些公職人員何以“雷語”不斷？面對媒體傳播手段不斷發展，特別是“人人都有麥克風”時代的來臨，政府公職人員應當怎樣謹言慎行，怎樣提高直面媒體時的交流能力？這些問題已經急迫地擺到了每個人面前。

　　公職人員的“雷語”令人震驚

　　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解釋道，“雷”是網絡用語，是年輕人在網絡語境下對“雷”原詞的意義引申。“雷”從最早的名詞演變為動詞再到形容詞，符合語言發展的規律。“雷”在網絡上形容受眾對某事十分震驚，內心十分震撼。

　　看看近期通過權威媒體披露出來的個別公職人員“雷”人的語言，的確讓公眾震驚、震撼。一名縣委書記狂妄地宣稱對他抹黑就是對全縣工作的抹黑，一位農村基層干部赤裸裸地表白：“我們做干部是為什么？不就是為錢嗎？”還有人在考場上對重申考場紀律的監考人員破口大罵，聲稱：“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面對公民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某單位領導甚至說：“這里沒有什么信息可公開。”

　　如此“雷”人的語言經過媒體曝光之后，非但沒有引起少數公職人員的深刻反思，反而引起了他們的反感。有人感嘆：“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多好啊！”有人大罵：“某某網算什么東西。”而逯軍對記者的質問更是登峰造極，道出了他對黨和老百姓關系的錯誤認識，顯示了他面對媒體時的荒謬態度。

　　因此，每當“雷語”產生之時，很快就引起輿論和社會的強烈反應，有的甚至遭到了一致批評。

　　少數公職人員尚未做好面對媒體的準備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特別是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條件下，數碼相機、手機、移動互聯網等都為一個全媒體時代提供了便利條件，“人人都是傳播者”。因此，屬于公眾人物的政府公職人員隨時有可能被置于聚光燈下，被送到麥克風前。

　　而我們少數公職人員顯然還沒有來得及做好精神上的準備，還極不適應面對媒體的被動狀態。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董廣安分析說，現在一些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很排斥媒體。特別是突發公共事件時，更不愿意接受媒體采訪，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較差。尤其是面對電視媒體的采訪，往往顯得不知所措或者不經思考，隨口而言。因此網上出現了個別官員說出的“雷語”。也許他們的本意并不是目前字面上我們看到的意思，也許他當時所處的“語境”有別，但是，今天網絡媒體的高速發展，傳播方式的巨大改變，這些“雷語”經過媒體、網絡論壇、博客的迅速傳播，立刻產生了想象不到的巨大負面影響。

　　“言為心聲，語言是思想的反映。心中想什么，口中才會說什么。”李宇明說，我們決不能僅僅把這些政府公職人員的“雷語”看作飯后談資，它們嚴重地影響黨群關系，影響政府形象，影響社會公信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白智立進一步指出，目前，少數官員越來越缺乏草根性，與百姓脫節也越來越明顯，導致他們在面對老百姓，面對媒體的時候，認識和理解出現偏差，說出一些看似缺乏思考的語言。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認為，一部分官員不注重自身學習提高，不看書，不讀報，內行人說出外行話，是導致他們頻出“雷語”的主要原因。這些“雷語”在網絡上為人詬病，反映了這些領導和政府官員思想觀念滯后，不能與時俱進。比如，我們黨本身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而逯軍卻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顯然把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割裂開來，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自然會引起人民群眾的反感，受到中央媒體和網友的批評是應該的。應當看到，人民群眾為政府提意見是為政府改進工作考慮，政府官員應有的態度是聞過則喜，而不是害怕人民群眾的批評，導致諱疾忌醫。

　　公職人員急需提高交流能力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越來越開放。因此，身處傳媒時代，公務人員不僅僅要禁絕“雷語”，還必須盡快學會如何直面媒體，要善于和公眾進行直接溝通。

　　著名外交家、外交學院原院長吳建民近年來一直呼吁領導干部要改變文風，學會“講話”，提高交流能力。6月11日，吳建民在做客人民日報“文化講壇”發表演講并接受專訪時指出，當前一些領導干部在寫文章和講話中存在著“八股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開起會來講話拖沓，寫的文章冗長、空洞，言之無物。說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聽眾則聽完了后句，就忘了前句，不僅讓人覺得味同嚼蠟，還讓人抓不到重點；二是文章和講話沒有對象感，脫離實際，“目中無人”。不同的對象，采取一樣的口吻，甚至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完全不理會聽眾的心理。

　　一位中央領導曾對某些官員在新形勢面前這種“話語平庸”現象進行了概括:“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這樣的狀況值得所有政府公職人員注意。

　　李宇明分析說，從語言素質方面說，講話是一門藝術。而現實情況是，我們的一些官員顯然缺乏語言訓練，語言素質不高，甚至個別人平時說話滔滔不絕，臺上講話則“八股”腔調，緊急之中語無倫次。古羅馬有辯論術，孔子授徒有修辭之藝。我們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能夠強烈地感

　　受到他的語言魅力。因此，為改革開放的迫切需要，為開展工作的迫切需要，我們必須重視提高公職人員的溝通能力，應當在干部培訓中補上“說話藝術”這一課。

　　正確引導輿論，需要掌握一點交流學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開始實施。董廣安提醒道，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依法行政，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發布協調機制。對于涉及公眾比較關注的、和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事務和突發性事件，更是應該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及時公開。公務人員特別是政府官員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都是媒體采訪的對象。他們對部門的情況、地方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比普通人更為了解。媒體采訪時，公務人員應該實事求是、客觀真實地向媒體介紹情況，說明事情真相。

　　董廣安說，網絡已經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傳播方式。在當今這個開放、互動、共享的信息時代，每個公民既是受眾，也是傳播者。但是由于缺乏媒介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缺乏對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人們對現有的媒介資源無法正確、合理、充分利用，以致假新聞泛濫、信息誤讀、資源浪費，甚至造成很大的副作用。因此，面對無孔不入的媒體，公民的媒介素養，尤其是公職人員和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有待提高。他們應當具備一定的媒介基礎知識和應對媒體的能力。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他們有義務接受媒體訪問，同時準確全面地回答問題，不應該回避媒體，更不能隨意表達。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對于公眾關心的信息，應該盡早地說，準確地說，全面地說，反復地說，打消公眾的質疑，滿足公眾知情權，正確引導輿論。

　　吳建民建議，公職人員應該掌握一點交流學。改進文風，首先要弄明白讀者聽眾是誰，要有針對性。其次，要開門見山，多用短句子，多些“干貨”。另外，就是善于舉例子，要善于從生活和老百姓中汲取營養。

　　轉變執政理念才能從容面對媒體

　　夏學鑾教授說，我們國家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普遍的心理狀態是信任危機，因此干群關系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政府公職人員特別是官員更要約束自己的行為，謹言慎行，維護政府的公信力。要改變這種現象，僅從業務能力以及說話技巧上改進是不全面、不徹底的。政府公職人員要端正態度，“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真心實意地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重塑干群魚水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員出現“雷語”現象。

　　白智立說，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可操作性，是政府公職人員與群眾溝通存在障礙的主要原因，因此，應鼓勵官員深入基層調研，了解老百姓的真正需要。其次，受結構本身影響，少數官員對社會了解不多。因此，選拔政府公職人員除了依靠考試之外，實際工作能力也應該納入考慮范圍。第三，要優化公職人員的結構，讓各階層代表能更多地充實到政府公職人員中來。

　　白智立認為，媒體挖掘群眾的聲音，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出現問題，政府部門有的回應，有的不回應。公職人員應當認識到，回應公眾聲音，負責任地解決問題是政府的責任所在。

　　李宇明提醒，公職人員應該以人為本，心中要永遠裝著人民，做人民之公仆，問人民以政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記者　姚曉丹　郭扶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