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今天進入“二讀”程序，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適時在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做修正案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時表示，對于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社會給予了較高關注。

　　修正案草案自8月30日起在中國人大網上公開征求意見，截至9月30日，共有7489人提出了80953條意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各方面提出的意見進行了研究，形成了草案二次審議稿。

　　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今天提請審議的二次審議稿，對于首次提請審議的修正案草案中引起較多爭議的“非法證據排除”，“拘留、逮捕可以不通知家屬”，“律師行使辯護權”等條款，作出了修改。

　　恢復以列舉方式規定非法收集證據方法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距離上一次1996年的修法，相隔了15年。十余年間，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趙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錯案相繼曝光，不斷拷問著我國刑事司法的痼疾。在這些冤假錯案的背后，均存在著嚴重的刑訊逼供。

　　現行刑訴法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8月底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草案，把現行刑訴法中列舉的非法獲取口供的方式——威脅、引誘和欺騙去掉了，這一修改遭到很多刑辯律師的強烈反對。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認為，這樣修改是倒退，而且有很壞的提示性效果，原來有，現在拿掉，就使人認為，可以用威脅、利誘、欺騙、體罰的方法來取證。

　　李適時今天表示，首次審議和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有的常委委員、地方和單位提出，實踐中仍然存在個別辦案機關和人員以威脅、引誘等方法收集證據的情況，還是在該條中對這些情形明確列舉為好，法律委員會建議采納這一意見，維持現行規定。

　　修改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

　　首次提請審議的修正案草案設置了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拘留、逮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通知家屬“有礙偵查”的，可以不通知。

　　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見期間，輿論普遍認為，“無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礙偵查”容易被偵查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的秘密關押和秘密拘捕，意味著公民“被失蹤”合法化，建議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進一步作出嚴格限制，比如規定不通知家屬的最長期限。

　　現行《刑事訴訟法》及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對于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否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屬，沒有作出規定；同時，現行刑訴法規定，拘留、逮捕可以“有礙偵查”為由而不通知家屬，針對的是涉嫌任何案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如果從條文對比分析，首次提請審議的修正案草案較現行《刑事訴訟法》，對于采取強制措施不通知家屬的情形予以縮小與明確，因此，有學者認為：“對法律的細化就是對權力的制約，其實是一種進步的體現。”

　　但是，這些條款容易被濫用、被隨意擴大解釋的弊端顯而易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認為，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落后性沒有糾正的前提下，模糊的限制條件或導致司法實踐中的擴大化處理。

　　“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會不會成為“口袋”條款？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瑞華認為，恐怖活動犯罪在《刑法》里沒有專章專節規定，也沒有明確定義，司法機關有擴大解釋的可能。

　　今天提請審議的草案二次審議稿對這一條款增加了限制條件，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監視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屬；在逮捕后，應當一律通知家屬。

　　此外，李適時表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賄賂犯罪這三類犯罪，總體上是可以的，但在審議過程中，有意見認為，重大賄賂犯罪的范圍較大，建議進一步限制，二次審議稿將“重大賄賂犯罪”修改為“特別重大賄賂犯罪”。

　　完善追究律師偽證罪程序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完善辯護制度上，基本實現了同《律師法》的銜接。修正案草案規定，律師可以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監聽。

　　但是，修正案草案仍然規定了一些例外情況。如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辯護律師要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很多律師擔心，這些“例外”可能會被濫用。

　　公開征求意見過程中，有的建議取消特定案件會見經偵查機關許可的規定，有的建議將許可會見的案件范圍僅限于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有的建議明確偵查機關決定許可的期限。

　　二次審議稿認為，對于特殊的犯罪案件，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需要經過偵查機關許可是必要的，“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范圍不夠明確，修改為“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

　　對于刑辯律師而言，除了保護當事人之外，自我保護亦是難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8條和《刑法》第306條有關追究辯護人偽證罪的規定，是懸在律師頭上的一把利劍。

　　前者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后者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辯護人相對于偵查和公訴機關，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在無法界定律師正常職務行為和“威脅、引誘”的界限時，刑辯律師往往處于危險境地。

　　李適時表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研究后認為，為了保障辯護人履行職責，避免同一案件的偵查機關隨意對辯護人進行立案偵查和采取強制措施，對于辯護人涉嫌偽證罪的，應當由其他偵查機關辦理。二次審議稿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本報北京12月2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