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參加了一個關于留守兒童的座談會,談到貴州松桃一個叫裴國艷的女孩。當有人介紹在孩子6年的成長中,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只回家看過她3次時,現場一位專家憤怒了,情緒近乎失控地譴責這對農民工父母不負責任:把孩子生下來卻不給她應有的關懷,如果沒有做好準備就不應該生孩子,起碼每年應回家一次陪孩子。專家的這個態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辯。 

　　同作為父母,我能夠理解這位專家的憤怒,但我跟她說:這樣缺席“審判”孩子的父母對他們是不公平的,沒有誰比父母更愛自己的孩子,我們是不是該問問他們為什么不回家陪孩子?在家陪孩子,對我們這些人看來很平常,可對窮人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我們要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而不能帶著身份和道德優越感去批評他們。 

　　這一次的討論,讓我感受到了階層間的隔閡和社會的斷裂失衡。在很多問題上,都會因為缺乏切身的體驗,缺乏對不同階層的人生存狀態的感知,而無法真正理解對方。這個社會的很多沖突、矛盾和誤解,多源于此。 

　　兩會正在進行,代表委員都在積極建言獻策,或闡述對社會發展的理解,或提出對公共事務的建議,或表達本階層的利益訴求,我認為這些都非常好。但有一點請注意,代表委員要有彌合社會隔閡的責任意識。 

　　比如,我們的代表委員提關于留守兒童的議案提案時,就不能把問題全部歸咎于孩子父母的不負責任——這樣的身份優越感,只能進一步撕裂階層的情感裂痕,加深誤解和隔膜。我們的代表委員中,很少有留守兒童的父母,很少有留守問題的切膚之痛。要在留守兒童問題上提出真正貼近本質、真正解決問題的建議,必須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了解他們的世界,才能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為他們代言。 

　　前段時間,九陽希望基金組織專家和媒體赴廣西馬山,體驗貧困山區孩子的午餐問題。活動結束后,很多專家和記者都感慨,原先雖然看過不少報道,但這一次實地走進他們的生活后,才真正明白了“頓頓吃黃豆蒸飯是什么滋味”,才明白“19個小時無進食”的意味。這對我們的代表委員們是一個啟示,坐在大城市空調房的電腦前寫提案議案,永遠都有一層隔膜,真正用腳走進那個與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才不會隔著。 

　　我看到政協委員袁隆平院士算了一筆賬,他說:我今年的建議是政府要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他在建議后附了一份表格,稱“農民種一畝地只賺7.5元”——城市人是永遠無法理解這個數字的,甚至會為這個數字感到震驚。而農村人都知道,袁院士說的是實話。袁院士能提出這個建議,因為他的腳一直深扎于農村這片土地,沒有任何隔膜,他深知農民的疾苦。 

　　一些代表委員在兩會上積極為本群體代言,這值得尊重,兩會本就是一個各利益群體博弈的場所。但我更尊重那些能為缺乏話語權的人代言的代表委員,比如拍電影的張藝謀委員呼吁“電影票降價”,作為富人的陳光標呼吁向自己征稅,靠教英語賺錢的俞敏洪呼吁“四六級英語與大學畢業脫鉤”。 

　　彌合這個社會的隔膜,需要代表委員們這種超越本階層利益,甚至向自身利益開刀的勇氣。需要代表委員們能真正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并為他們的利益奔走呼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