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亭縣養殖戶舉起疑為溢油所形成的黑色凝結物。資料圖片　　

    事件回放 

　　2011年6月,美國康菲石油和中海油合作開發的蓬萊19-3油田發生溢油事故,截至2011年9月6日,溢油累計造成5500多平方公里海水污染,多地的海產養殖戶、捕撈戶蒙受巨大損失。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海油不是作業方,但因擁有該油田51%的權益,中海油也需要和康菲一起承擔漏油事故帶來的后果。 

　　2013年,國家海洋局發布消息,康菲和中海油總計支付16.83億元人民幣用于此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其中,康菲出資10.9億元,賠償本次溢油事故對海洋生態造成的損失;中海油和康菲分別出資4.8億元和1.13億元,承擔保護渤海環境的社會責任。2014年年末,河北省樂亭縣21名養殖戶聯合起訴康菲海上污染損害責任糾紛一案,在天津海事法院正式開庭審理,21位漁民要求賠償1.48億元。但康菲中國與中海油均認為,原告沒有合法的養殖證,無權提起索賠。 

　　四年里,環保公益訴訟和立案制度都有重大變化。新環保法就環保公益訴訟作了專門規定,司法機關推行了立案登記制,以破解“立案難”的困局。這些變化為渤海漁民訴中石油及康菲案帶來了轉機。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在2015年6月以康菲與中海油兩家公司為被告,向青島海事法院提起公益訴訟。該機構是中國科協批準的專門從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事業的民間非營利性公益組織。2015年7月26日,青島海事法院立案受理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康菲石油、中海油海上污染損害責任糾紛一案。 

　　這是圍繞4年前那起重大事故的首個正式立案的環境公益訴訟,也是我國第一個由社會組織提起并得到受理的海洋環境類公益訴訟案件。 

　　事件影響 

　　時隔四年后,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海洋生態污染事件,康菲溢油事故的公益訴訟終于打開了一扇窗。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污染事件頻發,給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亦影響到民眾健康和財產安全,經濟損失和社會負面影響亦非常大。但是,由于個人維權成本太高,又缺乏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長期被GDP政績思維綁架,對環境訴訟支持不足,甚至于為了少數人利益阻撓干涉司法,導致環境訴訟成功案例并不多。 

　　新環保法明確支持環境公益訴訟,從而使得民間組織發起環境公益訴訟成為可能,亦是中國綠發會起訴“康菲溢油案”環境公益訴訟得以立案的法律基礎。 

　　將康菲石油送上被告席,有較大的法律實踐意義。之前,有很多社會組織都想提起公益訴訟,結果都未被受理,這次能夠受理,說明海洋環境類的公益訴訟最起碼在立案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果訴訟主體最終能夠獲得法院支持的話,對今后的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會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渤海漏油事件”的司法索賠進程僵局被打破,但事件進展仍然受人關注。雖然原告并未作出具體的賠償損害金額的請求,但依然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康菲溢油事故發生后被告是否作了修復、環境是否得到恢復,這僅僅靠國家海洋局的信息公開內容肯定是不夠的,原告需要提供更多的證據。此外16.83億賠償金是如何分配的?分撥到地方的生態損害賠償是怎么使用的?效果如何?國家海洋局和地方海事部門還應該提供更多信息。 

　　各方觀點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海洋學家王亞民:此案件意義十分重大,可以促進很多法律法規的建設,可以通過這起案件解決許多公益訴訟上具體的問題。案子輸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起案子促進司法系統進一步細化資源環境類案件的很多問題。現在資源環境類的案子、特別是公益訴訟方面,還有很多程序性的問題尚不清楚,需要通過司法解釋進行規范、細化。 

　　——2015年7月26日《新京報》 

　　評論員江德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起訴“康菲溢油案”立案具有積極信號,可以促進公益訴訟制度規范化。它應該成為未來環境污染事件的訴訟樣本,鼓勵公眾就環境污染維權,促進形成社會組織為公益訴訟主體的整體格局,從而降低環境訴訟成本,發揮集體訴訟的優勢,對污染企業形成壓力。而且,從國外的經驗看,環境公益訴訟的索賠額度很高,往往具有更強的懲罰性和震撼力。 

　　——2015年7月27日《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