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眾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fā)展的壯麗史詩。” 

　　在這場深刻改變中國、深刻影響世界的偉大變革中,有多少波瀾壯闊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銘記的時刻?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踏著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軌跡,尋訪到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記錄他們的回憶、他們的思考、他們的展望。 

　　回望歷史是為了汲取繼續(xù)前行的力量。中國之聲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報道《見證》,今天推出第2篇:《嚴金昌:小崗村的生死狀》。 

　　央廣網(wǎng)北京5月14日消息(記者馮會玲 王利)據(jù)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嚴金昌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1978年他和其他17位村民一起,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實施“大包干”,中國農村改革就此拉開序幕。那一年他35歲,家里有5個孩子。 

　　嚴金昌哪里能想到,40年前的那個寒夜里迫于生計摁下的紅手印,竟然之后會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引起軒然大波。 

　　嚴金昌說:“我們摁那個手印是為了約束自己。過去政策不允許,如果我們犯法了,有責任大家共同承擔,都不要推脫責任。哪里能想到受到黨的認可,現(xiàn)在搞到國家歷史博物館去了。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4月25日到小崗村來的時候,說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發(fā)源地,解放了生產力。” 

　　十年九荒就是當年鳳陽的真實寫照。吃的是紅薯干、紅薯饃,離開紅薯不能活;穿的是大補丁、小補丁,層層疊疊摞補丁。嚴金昌小時候拉著父母的衣袖出門乞討,成了家,有了孩子,又得拽著孩子的手挨家挨戶要飯。“那時出去要飯很苦惱,農民有田有地,有牛有犁有耙,為什么搞不上吃的?我們心里不服氣。過去干多干少一個樣,今天出勤了,再累是十分工;站在那里再快活,也是十分工。時間長了誰愿意干?” 

　　建在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里,清晰地記錄著小崗人當年的窘迫。1976年小崗111口人,每人每天只有6兩3錢的口糧,一個壯勞力辛苦一個月賺不到3塊錢。這樣的苦日子,啥時候是個頭?莊稼人守著莊稼地,還能干等著挨餓?嚴金昌不信,小崗村人都不信。嚴金昌介紹,大家一致認為,只有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勞動積極性才能調動起來,農民種地才能有自主權,才能有飯吃,才能真正體現(xiàn)社會主義多勞多得的原則。 

　　路擺在那里卻沒人敢輕易邁步。嚴金昌坦言,普通百姓哪里敢跟國家政策對著干?早在1961年9月,安徽鳳陽就下達過文件,推廣責任田,提倡定產到田、包產到戶,然而僅僅過去一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就全盤否定了這一做法。“有人說這么干肯定犯法,有的說犯法也豁出去了,今年我們收一年莊稼,夠吃飽肚子,就是拉出去殺頭、坐牢,我們也心甘情愿、無怨無悔。”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災,繼續(xù)等下去就是家破人亡。小崗人狠下一條心,與其等死不如偷偷干起來。于是在那個后來人盡皆知的夜晚,村西頭的嚴立華家,18個漢子就著微弱的煤油燈,冒死在契約書上留下了紅手印。時任小崗生產隊副隊長的嚴宏昌為表決心,在自己起草的契約書上連摁了兩次,另外兩戶外出討飯的戶主也都由人代摁了。 

　　時光飛逝40載,那個黑夜里的忐忑、決絕,那張生死契約書的一字一句,嚴金昌至今記憶猶新,“契約寫了分田到戶如果能干成,首先完成國家的,國家以前收公糧,留足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如果干不成,干部殺頭,小孩幫養(yǎng)活到18歲,我們都考慮到后果,大家簽字畫押。” 

　　1979年春節(jié)前,分到田地的小崗人想的不是怎么過年,而是扛起鋤頭、挑著牛糞,比著、賽著往自家的田里跑。 

　　嚴金昌說,自家分到了30多畝地,晝夜干,一天有兩頓飯都在田里吃,勞動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小崗人咬緊牙關死守著秘密,卻不知這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勁頭泄露了“天機”。很快小崗分田到戶單干的消息不脛而走。公社、縣里的調查一個接著一個,要求他們必須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崗人鐵了心要單干,哪怕不給貸款、不給種子也不屈服。消息一路傳到了時任滁州地委書記的王郁昭那里。 

　　嚴金昌介紹,王郁昭來的時候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了,家家莊稼都長得特別好,王郁昭看到后當時沒有表態(tài),回去開常委會討論,說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不管利用什么形式一律不動,秋后再說。大包干能夠成功,多虧黨和政府開了綠燈。 

　　其實嚴金昌不知道,為小崗改革開了綠燈的王郁昭們,日子并不好過。1979年1月到4月短短3個月,中央連發(fā)兩次文件強調: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省、地、縣各級領導都為小崗村頂著巨大的壓力。終于分田單干讓小崗人看到了莊稼豐收的樣子。 

　　嚴金昌說,1979年莊稼大豐收,干了一年夠吃5年。家家都收那么多糧食,有的家放不下,糧食都放在外面。 

　　那一年小崗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于文革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歸還貸款800元,這也是一貫以逃荒要飯知名的小崗村,歷史上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 

　　短短幾個月后召開的四中全會上,“不許包產到戶”改為“不要包產到戶”,一字之差暗藏玄機。一年后中央下發(fā)文件,包產、包干一律放開。到1982年,全國95%的農村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乃至全國的八億農民,終于迎來了久違的春天。 

　　嚴金昌介紹,原來有牛,就要搞機械化、買拖拉機;有草房,就要蓋瓦房、平房、制家具。有錢要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開始買自行車、手表。 

　　此后,小崗村實現(xiàn)了可喜的連年糧食增產。但幾十年過去了,這個“中國改革第一村”又遇到了新的困惑:“一朝越過溫飽線,三十年跨不過富裕門”,為何率先實現(xiàn)了溫飽的農民們卻遲遲無法致富?“起了個大早”的小崗村,在經濟發(fā)展的路上怎么“趕了個晚集”? 

　　陣痛后的小崗因時而變。在時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沈浩等村委帶領下,小崗啟動了“二次土改”,率先推行并建立新型土地流轉機制,跳出種糧單一結構,走向規(guī)模經營。 

　　改革讓小崗人再次走到了鄉(xiāng)村振興的前列,尤其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到小崗考察后,從農業(yè)到旅游業(yè),從土坯房到徽派民居建筑,小崗村一年一個模樣,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一萬八千多元。 

　　習近平: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們在新的歷史征程上,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征程上,我們還要繼續(xù)搞好改革開放,堅持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我們在這里重溫當年的改革,續(xù)寫改革開放的新篇。 

　　嚴金昌表示:“我是18個帶頭人之一,算一個改革者,大包干以前為了吃飽肚子。40年黨的好政策,我們現(xiàn)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小洋樓,現(xiàn)在作為中國人民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