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倫敦市中心20英里的一處鄉村綠地,被譽為“現代民主的誕生地”。1215年6月15日,據說正是在這里,英國國王約翰在宗教和貴族勢力的壓力下,被迫在一張羊皮紙卷上簽下自己的名字。于是,歷史上第一次限制封建君主權力的文件———《大憲章》誕生了,人類現代憲法的雛形肇端于此。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份討價還價形成的《大憲章》最后一條規定:“余等與諸男爵俱已宣誓,將以忠信與善意遵守上述各條款。”這可視作憲法宣誓的最早淵源。在血與火的民主歷史長河中,憲法宣誓作為一項制度沿襲了下來。英國光榮革命后,國會制定了加冕宣誓法;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再次確認國王和女王即位時應按加冕宣誓法宣誓。到1787年,憲法宣誓在大洋彼岸開花結果,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正式規定總統就職前應宣誓“恪守、維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以后,憲法宣誓逐漸在全世界范圍內確立。

　　在中國,憲法是個舶來品。清末立憲開始,憲法如走馬燈似的頻繁變換,但權力從來都沒有服膺于憲法。雖然其間也仿照域外經驗規定有憲法宣誓,但憲法本質上并沒有構成中國近代政治的核心。由于站立在憲法背后的并不是人民,而是不斷變化的權力,所以憲法宣誓也一度成為權力把玩的道具。直到新中國成立,人民才真正歸位到憲法的主體。現行憲法第2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為憲法宣誓制度的建構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大憲章》頒布整整800年后,中國正式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憲法宣誓制度。好奇的人會問:為什么要向憲法宣誓?這種形式上的做法究竟有多大意義?在我看來,憲法宣誓最大的價值是彰顯了憲法哲學中的人民主體,讓國家權力重新歸位于憲法統率之下。因為憲法的主體是人民,人民通過制憲創造出了國家權力和國家機構。“憲法者,政府之構成法,人民之保證書也。”孫中山先生此語道出了人民制憲的真諦:政府(廣義上的國家機構)由憲法設立,目的是為保護人民權利。所以,憲法就是人民頒發給公職人員的“營業執照”,那些被選舉任命為行使國家權力的人,必須向憲法“母體”表達生育意義上的忠誠。

　　中國數千年的專制閹割了權力的正當性來源,讓君權神授、臣權君授的觀念流毒甚廣。及至當今,真正認同權力來自憲法并服膺于憲法的觀念也頗為稀薄。而從憲法“生育”出國家權力的那刻起,便同時暗含了權力“弒母”的風險。一紙文本的憲法如何自保?為此,有必要創設一種公共儀式,讓隱含于憲法文本背后的人民重新出場。憲法宣誓就是主權在民的儀式性表達,借助于這一儀式,讓宣誓主體懂得權力的最終來源,讓全社會感知憲法背后的“真主”所在,滌蕩權大于法的傳統殘余,寓意權力主體服膺于憲法統治。

　　人需要一些儀式的啟迪。透過儀式,個體能在身外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建立意義關聯。星云大師說過:“人在崇拜的時候,五體投地,表現出謙卑、服從、懺悔、求助、感恩和接受,同時也是將自己的心靈融化,與被崇拜者在心靈上合一與連接”,“虔誠禮拜的時候,拜和被拜是一個整體”。其實憲法宣誓也是如此,在儀式中,“人民”如同神靈閃現,構成了憲法最強有力的精神力量,而宣誓者與憲法找到精神上溝通的渠道,權力運行由此才有意義之“根”。

　　進入常態政治,創設憲法和國家機構的人民漸漸隱退,當憲法創設的權力日久生出邪念時,又該到哪里去尋找“人民”呢?在此,憲法宣誓提供了一個規范化的儀式場合,讓“人民”借助神圣的宣誓得到重現,讓權力放縱的心得到收斂,民眾、權力、憲法、人民之間實現了象征性交流,規范背后的憲法精神如同“火種”一樣被點燃,照亮未來憲法政治的路。(作者系西安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