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因為聚眾賭博和賣淫被提起公訴。將要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這個二十幾歲的女人,但接受審判的是她背后的種種畸形的規則。 

　　郭賣淫一次最高收入幾十萬。日前,在西寧勇救落水工友喪生的河南農民電焊工的死亡賠償金只有19萬。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妓女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社會底層,但從郭此前汪洋恣睢的言行看(包括她在押期間接受采訪時的鎮定和從容),她更像一個施害者,沒有羞恥和悔恨,以社會上層自居。 

　　的確,從檢察院對她的起訴書可以看出,和她接觸的很多都是有錢有勢的財富精英。他們以能夠與郭睡覺為榮,盡管他們深知郭只是一個被公關、整容和化妝“包裝”起來的自甘墮落的女人,但在他們的圈子里,郭這種名人,就是一個符號,能與名女人睡覺就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 

　　這些人當然不能代表中國財富精英的整體,但卻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影響極壞,掌握大量社會資源的群體。他們使用財富的方式養活了一批像郭一樣的小丑。一個國家的落后,不是窮人造成的,而是富人。一個國家良俗與公德的衰敗也與精英階層的墮落有關。只拿郭美美出氣,不問背后的“金主”,以后還會有新的郭美美出來。 

　　中國媒體和公眾輿論對中國富人的關注,遠低于對名人和政府,認為他們自食其力,財富取之有道,無可否非。有錢了,怎么花是他們的自由。這樣一種“寬容”背后隱喻的是,貧困階層對財富的渴望,所以就有了“有錢,就可以任性”一說。 

　　大多數發到國家對財富蘊含的義務和責任都有明確的法律和世俗約束。中國的個人所得稅遲遲不按家庭征收,不考慮征稅對象是否有老人和兒童需要照料,不考慮家人的健康疾病及債務情況。個稅對無法統計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更是鞭長莫及。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果,靠工資吃飯的人,所有的收入都在稅務機關的監管之下,而收入來源多樣的富人,很多收入是稅務局無從知曉的。 

　　社會責任報告剛剛興起時,很多中國企業把它看做西方對付中國企業的貿易壁壘,壓根沒有財富責任和義務的意識。至今沒有數據證明中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幾的人口掌握了這個國家多大比例的財富,但我們親眼看到的是嫖資與生命補償金之間的讓人心痛的差距。 

　　財富緣自勤勞和智慧,財富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即便財富是通過合法合理的渠道獲得的。更何況土地、資源、環境、國有資產、政府的政策與資金這五大公有要素在中國富人成長史中占據多么重要的地位,難以估算。 

　　以前我們常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走向共同富裕,這在那個百廢待興,破除教條主義的時代具有非常大進步意義。但經過三十年的飛速增長,我們看到的現實是,若沒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先富絕不會自動帶動后富。 

　　中國富人對財富和產權沒有安全感,這不僅與歷史,也與他們很多人非比尋常的發家史有關。財富來得太快,太不可思議,自然患得患失,時刻擔心財富瞬間被奪走。大規模富人移民是與富人高價嫖娼、造星,對一個國家同樣是一種不光彩的財富故事。許多人拿著外國的護照,回到國內掙錢。 

　　在資本積累階段灰色地帶大量存在,靠公共資源發家的人轉移財富,本質上就是公共資源的流失。這個前提下,國家應當依據法律,建立起對財富的有效監管,貪官帶出去的要查,富商要帶走的也要查。 

　　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下國家對灰色財富的制度設計和執法力度,距離憲法規定的國體應有的高度還有很大差距。對財富的產生、積累和使用監管的法治化,是和公民“實事求是”地談理想,談未來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