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東京審判》新書發布會“東京審判: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在上海書展期間舉行。當年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和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在會后接受了《法制日報》記者的采訪。他們表示,雖然父親都是學四書五經出身,又接受過東西方最好的教育,但是依然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在面臨公理正義、民族利益的情況下,都會義無反顧地捍衛正義,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　本報記者　汪閩燕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后的今天,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歷史,更不會忘記那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審判——東京審判。 

　　在東京審判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團隊對日本戰犯提出起訴,提供大量人證和書面證據;中國法官梅汝璈團隊團結多數,艱苦量刑,并最終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 

　　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們是在整理東京審判的歷史資料中逐漸認識自己的父親的”。梅小璈、向隆萬先生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 

　　“我對父親的了解,可以說是從一無所知到略有了解吧”,梅小璈說到。1952年,梅小璈出生時,梅汝璈已經48歲,而1973年父親去世時,梅小璈才21歲。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當時的客觀環境,梅小璈跟父親的溝通交流不多,而對于東京審判更是極少提起。 

　　而對向隆萬而言,他出生時父親向哲濬也已年屆五十。父親參與東京審判時,向隆萬僅僅5歲。向哲濬1987年去世,但在生前也極少對家人提起東京審判那段經歷。“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但是在對東京審判資料收集的過程中,我發現父親在法庭上與辯護律師的唇槍舌劍的辯論以及大義凜然的樣子,非常令我敬佩。”向隆萬說道。 

　　仔細搜索向哲濬及梅汝璈的經歷,有很大的相似性。兩人都是清華大學前身——游美肄業館的學生,之后又到美國頂尖法學院修學,因而都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的精英教育。 

　　向哲濬早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1925年歸國后曾在北京大學、法政大學、北京交大、中央大學等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結束后,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梅汝璈則先后在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留學。1928年歸國后在武漢大學、山西大學、中政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并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對于各項法規的制定與推行,多有勝人一籌的貢獻。抗日戰爭勝利時,其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 

　　向哲濬較梅汝璈年長10來歲,之所以向哲濬擔任檢察官而梅汝璈擔任法官,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梅小璈說,“父親之所以被任命為東京審判的法官,除了跟他的工作有關系外,跟前輩(向哲濬)的推薦也有很大關系”。 

　　而向哲濬之所以推薦梅汝璈擔任法官,實際上是有原因的。《東京審判》作者之一何勤華說,向哲濬與梅汝璈是師兄弟,都是清華學堂畢業,之后到美國留學。起初有考慮是讓向哲濬當東京審判的法官,但考慮到東京審判采取的是英美法系程序,檢察官在審判當中的責任巨大,需要擔負起舉證的責任,而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要居中審判,因此向哲濬認為應當由他沖在前頭,擔任檢察官,而讓梅汝璈擔任法官。 

　　背負巨大的壓力 

　　由于東京審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對抗程序,因而在法庭當中,證據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在當時的中國,對英美法庭的程序不甚了解,而且對證據的收集和保留更是沒有經驗,因而給案件的審判帶來了很大困難,這對身為檢察官和法官的向哲濬和梅汝璈來說,壓力可想而知。 

　　向隆萬說,當時找證據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困難的,除了因為中國人沒有保留證據的習慣,還因為日本對證據進行大量銷毀,所以當時對檢察官來說,找證據找證人成了最大的工作。這在梅汝璈的日記中有所體現。梅汝璈的一篇日記里提到:“明思(向哲濬的字)很是苦惱。” 

　　除此以外,控辯雙方也存在巨大的力量懸殊。加上前期初期準備階段,在前后長達3年時間里,中國代表團前后僅派出了17人,其中檢察官團隊人數為13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的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多達130人。但是在東京審判中,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 

　　除了實際力量配備不足外,來自國內的不理解和壓力也是很大的。作為戰勝國之一,梅小璈說,國內許多人認為審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到了進入審判時,才發現沒有那么容易。“當時父親只有40多歲,但是擔任法官后沒多久頭發很快就白了,因為他一直處在矛盾和焦慮當中。我母親說,父親在審判期間僅有的兩三次回國述職時,心情很是沉重,完全沒有勝利者的喜悅,感覺他很焦慮,最終判決結果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東京審判從1945年5月3日第一次開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共歷時兩年多。但是,由于當時國內環境,許多人并不理解審判為什么拖了那么久。梅小璈說,父親回憶到,法官對量刑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分歧很大。為了實現中國人民的訴求,梅汝璈和各位法官進行溝通,做了很多努力,最終達成了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 

　　梅小璈說,一些影視作品描述了梅汝璈與向哲濬在一起討論案情,這實際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和檢察官是不能在一起討論案情的。實際上,為了避免嫌疑,向哲濬還搬出了當時居住的賓館。 

　　人道主義的勝利 

　　1946年2月15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根據各盟國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其中包括梅汝璈先生(另外10名為澳大利亞的韋伯、美國的希金斯、英國的派特立克勛爵、蘇聯的扎里亞諾夫、法國的柏納特、加拿大的麥克杜格爾、荷蘭的洛林、新西蘭的諾斯克洛夫特、印度的帕爾、菲律賓的加拉尼拉)。 

　　對于此項任命,據當時媒體報道,梅汝璈曾向前來采訪的記者慷慨吐露心跡:“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托,作為莊嚴國際法庭的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那些擾亂世界、殘害中國的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梅汝璈生前在日記中的這句話,一直為我們所熟知。梅小璈說,父親曾經表示,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就無顏見江東父老。 

　　“在整理父親遺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受到父親所具有的那種傳統的家國情懷。在碰到家國利益、民族利益的情況下,會義無反顧地去維護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梅小璈表示,盡管父親受過洋教育,但是他的這種家國情懷一直沒有改變。在審判的過程中,為了讓日本戰犯得到應有的懲罰,梅汝璈與其他法官激烈爭辯,力主死刑,將東條英機等人送上絞刑架。 

　　在向隆萬的眼里,父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父親與梅汝璈經歷有些相似,都是學四書五經出身,又接受過東西方最好的教育,但是家國情懷依然很重。”向隆萬說。 

　　而最讓向隆萬感到自豪的是,作為東京審判的檢察官,向哲濬主張因“皇姑屯謀殺事件”而把1928年作為起訴的起始點,得到國際檢察處的認可,這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提前13年,比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提前9年,比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提前了3年多。 

　　“從父親與國內政府的83封函電中(從1946年2月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其中有一封談到‘自奉命來此,辦理檢察事務,事繁人少,與在事各員,昕夕從公,未敢懈怠’。我感覺到他身上的民族責任感是來自骨子里的。”向隆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