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下午4點,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了專題新聞發布會,就公務員法草案審議情況現場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李飛副主任和人事部副部長、公務員法起草領導小組侯建良先生,圍繞公務員法草案初次審議的幾大焦點,對公務員乃至全社會關心的問題一一作了解答。

　　與其它焦點相比,針對草案中“公務員不得對抗上級決定和命令”一款而引發的討論,無疑是最引人關注的。

　　很多意見認為,“服從上級的命令是公務員應當遵守的紀律”這一規定過于絕對。應該說,這是針對當前公務員所處地位和狀態而提出的中肯見解。對于上級命令只講執行,不提意見和建議,不僅削弱了公務員的責任意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上級決策進行糾錯的機會,以致造成不良影響。

　　針對這一意見,法律委員會建議增加“公務員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命令的意見。上級不予改變或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不得免責�！边@就從兩個方面明確了公務員的責任:一是提出“糾錯”而沒有被接受,公務員也應當立即執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執行了上級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公務員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人大法律委員會增補規定的初衷值得肯定,不足之處是比較籠統,可操作性不強。手機通話是否可以作為“糾錯”的溝通方式?如果不能算數,那么公務員向上級提出“糾錯”意見,就需要一整套明確、具體的程序,否則便很容易陷入“說不清”的境地之中。但是,現實中因舉證條件所限,往往會形成“顧及了程序,卻誤了執行”,從而犯下“不執行命令”的錯誤;或者為了執行命令而難保程序完整,從而又犯下“執行違法決定或命令”的錯誤。還有,在這“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中,“明顯”的標準又是什么?該由誰來判斷?現實生活中,其實不少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都是經過了“邊緣化”處理的,哪有那么多“明顯”的把柄給下屬來抓?更何況,相對來說,下屬公務員處于信息末端,對于一些決定、命令有時很難做出是非判斷。下屬公務員在短時間內難以判斷,又確實需要立即執行的兩難情況下,如果因執行了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而承擔責任,那豈不是非常冤枉?

　　筆者以為,作為《公務員法》的重要條款,公務員對上級決定或者命令應當采取的態度,不能僅僅落腳于“可否對抗”上,還應該更多地著眼于前提條件、權利義務、配套細則等方面,進一步予以細化和完善,以保證法律規定明確具體、切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