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籍社會學家茲納涅茨基把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分成了四類:首先是技術顧問，包括技術專家與技術領導者;其次是圣哲，主要是為他們的團體、教派、階層提供知識上的證明;再次是絕對真理的承擔者，主要是學院中的學者，包括神學學者與世俗學者;最后是新知識的創造者，包括事實的尋找者與擅長歸納的理論家。在茲納涅茨基的視野中，“知識”指涉甚廣，“知識人”的范圍也相當寬泛。通過這樣的辨析，茲納涅茨基為我們揭示了知識類型與社會角色之間的關聯。 

　　那么，法律人呢?在公共生活中，法律人承擔著什么樣的社會功能?履行著什么樣的社會角色? 

　　法律人當然可以歸屬于知識人，但是，法律人顯然不能等同于茲納涅茨基筆下的“知識人”。這兩個概念既分享了某些共性，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借用茲納涅茨基的知識社會學分析路徑，我們可以對法律人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做一些初步的分類考察。

　　就像茲納涅茨基的“知識人”一樣，法律人承擔的社會角色首先也是技術專家。特別是那些熟悉具體的法律細節問題的法律人，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為社會和國家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服務，因而，他們主要是以技術專家的角色呈現在社會公眾面前。譬如，關于公司的治理結構，關于有效合同的構成要件，關于罪與非罪的界限，關于刑事指控與刑事辯護的技巧，關于法律解釋的方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專業性的法律技術問題。在法律人群體中，這種技術專家的充任者主要是法律實踐者與學院中的一些“部門法學者”。法律實踐者人數眾多，他們中的律師，主要是為社會主體(自然人、法人)服務的;他們中的檢察官，主要是為國家服務的——他們是國家聘請的“律師”;他們中的法官，當然要為國家服務，但同時還應當恪守中立的仲裁人的社會角色。此外，在政府系統中，還有專門的法制部門，供職于這種法制部門的法律人，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他們的社會角色主要是“政府的律師”。至于學院中的“部門法學者”，他們一方面是法律專業技術的研究者與傳承者，另一方面，他們也愿意充當法律的實踐者。在這樣一些法律實踐活動中，“部門法學者”的社會角色其實是“高級技術專家”。 

　　在通常情況下，法律人不可能成為“圣哲”，但是，也有一些法律人充當了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辯護者。這一類法律人的主要旨趣，是對現有秩序進行合理化論證。這樣的社會角色讓人聯想到為國家服務的檢察官。但是，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檢察官為國家服務的方式是處理個案，是以技術專家的角色出現的。但是，現行秩序的辯護者與論證者并非技術專家，而是“正當性”或“合法性”的生產者。這種角色的價值與功能在于:把自然形成的秩序裝進一個自足的理論框架中，從而將自然形成的秩序置于某種理論基礎之上。這樣的社會角色，與多數法律人無關;承擔這種社會角色的法律人，主要是法哲學家。如果要舉出一個負面的典型代表，那么，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卡爾·施米特，庶幾近之。施米特作為一個憲法學家，所發表的《領袖守護憲法》之類的論著，試圖為當時的德國政治穿上一件還算體面的外衣，體現了他所承擔的作為既存政治秩序的維護者與辯護人的社會角色。至于正面的例子，那就太多了，典型代表如漢代的董仲舒。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上，每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形成之際，都需要這樣的法哲學家予以理論上的闡釋與論證，否則，新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名正而言順”。 

　　當然，法律人群體中的法哲學家并非都是既存秩序的辯護人。法律人群體中的一些人還履行了另一種重要的社會角色:既有秩序的質疑者與批評者。近現代以來，在法律人群體中，承擔這種社會角色的典型代表前有馬克思，后有昂格爾。縱觀馬克思的一生，雖然不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人，但是，至少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他曾把法律作為自己的專業。翻開馬恩全集第一卷，可以看到，里面的大多數論著都是批判既有秩序的法學論著，體現了馬克思作為質疑者與批判者的角色意識。在當代，以昂格爾為代表的批判法學理論，同樣恪守了質疑與批判的角色意識。批判法學理論的當代精英雖然不可能像馬克思當年那樣尖銳、那樣徹底，更不可能產生像馬克思那樣深遠的社會影響，但是，從馬克思經過法蘭克福學派再到昂格爾的這一條線索，足以代表法律人所承擔的一種重要的社會角色。從人類社會的進程來看，這種旨在質疑、批判既有秩序的法律人，雖然在數量上并不是很多，但卻是不可缺少的。因為，他們對既有秩序中“有毒有害成分”的批判，可以產生類似于殺毒軟件那樣的功能。如果一套精良的殺毒軟件對于電腦系統的正常運轉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一種旨在清除社會病毒、政治病毒的批判法學，同樣是不可缺少的。 

　　以上分析表明，，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技術專家;第二，既有秩序的辯護者;以及第三，既有秩序的批評者。法律人作為技術專家，主要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同時也是商業社會、陌生人社會的必然結果。如果中國社會的商業化、“陌生化”程度進一步加劇，那么，法律人作為技術專家的角色還將進一步凸顯———社會公眾就會像依賴醫生那樣依賴作為技術專家的法律人。相比之下，法律人作為既有秩序的辯護者和批評者，盡管立場不同，但都體現了一種超越于專業技術的公共追求。在西方，這種公共追求主要繼承了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的旨趣;在中國，這種公共追求主要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