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中，有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士。他們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奉行“內圣外王”之道，內心致力于修身養性，入世則潛心于實現道德君子的天下理想。正是他們，在上千年的皇權專制統治中，一面維系著皇權之正統，一面又發揮著重要的制衡作用。 

　　中國自漢代將儒家思想引為正統后，儒士們得以大規模進入統治階層，逐漸建立起“士人政府”。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諸多能人賢相，多是深受儒家影響的飽學之士，他們借助于儒術的權威和進入政府獲得的資源控制權，逐漸形成了一個精神和利益的共同體，并在社會中樹立起難以撼動的治理權威。就連異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借助于“讀書人”的力量實現秩序重構。 

　　“學而優則仕”，這些儒士一方面通過對“三綱五�！币约盎蕶囿w制的捍衛獲取合法性，同時又有自己獨立的理想價值和政治目標。他們把儒家的道德理想植入皇權體內，為皇權制的治理架構注入了理性基因，安排了一種自我矯正機制。這正是封建王朝實現自我更新和延續的一大奧秘，此后雖歷經朝代更迭，但這種文士治天下的格局則一直延續到清末。 

　　英國歷史上也有這么一支力量，那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特有的采邑制等級和諾曼人帶來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尊卑貴賤，造就了英國極不平等的貴族統治架構�，F在看來，這種貴族統治有著違背法治精神的根本性缺陷，但在當時，也形成了一種上層的優雅政體，并在隨后抵制獨裁專制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貴族統治的維系，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一種崇尚榮譽、秩序與權威的貴族精神的形成。 

　　從穿著服飾、語言文字到價值觀念、政治訴求，這些規范嚴格、舉止優雅的貴族形成了一種“血而優則仕”的共同體，一定程度上對專制政治構成了有效制約。因為在榮譽與秩序的背后，法律的權威最后取代了世俗權威而成為最終的決定力量。在英國，普通法就一直是歷代貴族用來制約王權的工具，并逐漸演變為維護人民權利的堅強壁壘。尤其是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中，貴族同市民階級的聯盟，終結了古老的王權專制，使英國最終邁上憲政道路。在英國憲政史的敘述中，就有所謂“紳士憲政主義”之說。 

　　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美國，則以法律人治理著稱。所謂“訟而優則仕”——在美國，能進入法學院學習的都是精英之輩，雖然他們廣被誤認為是“唯利是圖”的家伙，但美國憲政制度的運轉卻正是靠這些“唯利是圖”的法律人。 

　　通過嚴格的法律教育，法律精神滲透在美國精英的心智中，讓他們學會了政治妥協，比較完整地掌握了治國的技藝理性，并成為社會統治的執牛耳者。在美國制憲會議代表中，律師及接受過法律教育的比例極高，很難想象，如果當初這些“國父們”全非懂得妥協的法律人，其憲法的通過又該是怎樣一番景象?而自美國獨立以來的44任總統中，就有27位有法律背景�，F任總統奧巴馬就是律師出身，其內閣里有40%的成員都擁有法律教育背景。 

　　法律人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有些類似于英國的“貴族”，他們不僅具有共同的規則信條，而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共同體，“覆蓋整個社會，滲透到構成它的所有階層，它在不知不覺中圍繞著整個國家運作”。對于這種法律人治國的現象，托克維爾在考察后給予了著重關注，他發現美國人“托付給法律職業群體的權威，及這些個人在政府中所發揮的影響，是現有的最為有力的抵制多數之暴虐的保障機制”。如今，這群法律人基本上已經將人類的憲政理想付諸實施。 

　　從中國、英國到美國，無論是士、貴族還是法律人，他們或許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烙印的缺點，但由于都是當時社會的知識精英，有著共同的教育背景、思想信仰和入世情懷，都形成了具有公共道德理想和價值追求的共同體，因而在尋求對統治權力的理性制約上，在追求“善”的道德秩序、精神秩序和文化秩序上，都發揮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