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省青島市律師協會發出《給全體青島律師的倡議書》，其中有這么一句話耐人尋味:“律師應當是專家、是君子、是精神貴族。我們不做法律商人。” 

　　法律職業的興盛是法治社會日漸成熟的標志。社會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強化了人們對法治的渴求。但法律學科成為熱門、法律職業吃香并不必然標志著法治的進步。如果不對法律人的功利化、市儈化的趨向加以警惕，法律人就會成為法治進程的敵人。 

　　法律是一種意義歸屬、價值體現和存在依據，而不是一種膚淺的功利工具。當下，“擺平術”在法律界大行其道，法律人普遍面臨著規則的危機，法律權威的危機。企圖收買法律的人不但對書面上的法律表現最大的漠然，而且也無視法律人的職業自覺。這些人打著“為權利而斗爭”的旗號，反過來戕害了法律的尊嚴。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反對將為權利而斗爭的問題轉換成為純粹的計算問題，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捍衛自我人格和法律尊嚴。他說:“我若不這樣做，不單放棄了這個權利，而且是放棄了法本身。”爭取權利的過程實質上是體驗法律的過程。法律人的城邦是靠自律、理性、權威、法律技術來構建的，它的力量來自耶林所說的“法本身”，除此之外，別無他物，這是法律人城邦的護城河。 

　　貴族精神是源自歐洲的一種古典精神傳統，是人類稀有的精神元素，是屬于少數人的內在氣質。它不是由貧富決定的，而是由文化積淀、藝術熏陶、象牙塔教化、純文學滋潤、形而上理性建構出來的一種精神優越感、一種價值標準、一種人格品位、一種不容妥協的自尊。貴族精神說到底是追求較高精神品位的人文傳統。貴族精神與貴族階層是兩回事。貴族精神指的不是經濟地位上的貴賤，而是人格上的貴賤，精神的貴賤。貴族文學一般而言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從《荷馬史詩》到《戰爭與和平》、《簡愛》、《堂吉訶德》等透著濃厚的貴族氣息，其中的人物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格的高貴、精神的高潔、趣味的高雅。中國沒有深厚的貴族傳統，西周氏族貴族時代太過遙遠。魏晉南北朝門閥貴族時代，出現了蕭統、蕭衍這樣的帝王貴族以及謝靈運、沈約、陸機等貴族文學的代表人物。清朝沒落貴族時代造就了沉溺玩樂的八旗子弟。中國的貴族制瓦解得過早，時斷時續，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貴族傳統，也沒有形成歐洲那種貴族精神的核心價值。 

　　貴族精神是自由意志、精英理性、浪漫風度的體現。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出生于法國諾曼底的一個貴族家庭，其外祖父馬勒舍爾伯是路易十五時代的法國政界名流。從小接受教育的托克維爾，青年時期進入皇家學院學習并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后進入凡爾賽宮擔任法官。保持“最后的貴族”風度的托克維爾經常將一群學術上的朋友召集在一起召開沙龍，討論政治、社會、文化問題。貴族精神是一種崇尚規則、恪守良知、信仰法律的精神，不亂來，不耍賴，一切都按套路來，有板有眼。流氓雖然能夠推動對舊秩序的破壞，卻在建構新的精神空間上無能為力。流氓不對秩序負責，不對道義負責，更不對信仰負責。流氓是貴族的對立面。貴族精神是一種追求心靈高潔的精神。富而不貴，富而庸俗，富而空虛，是當下“暴發戶”的精神寫照。從某種意義上說，貴族精神是一種呼喚，一種想象，一種理想，一種抗拒平庸的心靈力量。 

　　美國法學家安索尼·T·克羅曼在《迷失的律師》一書中宣稱，美國法律界面臨著失去其靈魂的現狀。在他看來，那些把法律作為一種世俗的謀生方式的律師，不但失去了誠實的品格，而且也造成理想的陷落。商業時代，律師的職業理想和職業美德被金錢一點點吞噬，法律技能和判斷力的增強并不能豐富他們的心靈。律師不應當僅僅充當一個法律工匠，不應把職業追求完全放在滿足客戶的個人需要上，而應當對公眾利益發生興趣，對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充滿激情。法律職業者可以依賴其訓練有素的專業習慣，進入法律對話狀態，但是，法律技術和專業修辭并不能凸現其思想的力量和個性的魅力。法律職業者大都不喜歡奢談那些虛泛的東西，這有助于他們對具體法律實踐的投入，但是，也使他們的行動趨于功利化，從而失去對當下這個物欲橫流時代的批判能力。他們精于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善于在可比的利益中進行選擇，在這樣一種語境下，他們很容易成為唯利是圖的市儈。對金錢的過分攫取會損耗法律的價值和魅力。法律職業者的暴富雖然符合市場規律，卻對其良知和同情心構成嚴峻的考驗。法律職業者應當把法律實踐本身當做實現善的過程，從而遏制工具性的法價值觀。法律職業者不應當僅僅停留在個人思考上，他們除了思考“我的利益是什么”、“我的目標是什么”之外，還應當關注社會和諧和公共利益。

　　律師不是滿足客戶需要的專門工具，他們既要充分理解法律的內在力量，又要增強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對于法律職業者而言，服務精神、公共意識與專業技能同等重要。律師不僅僅是收取報酬提供深思熟慮建議的人，律師有責任引導客戶不斷調整個人行為以適應公共規則。律師與法官的合作，是建立在忠誠于公共規則的基礎上的。律師不能在背離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前提下，發表意見，出謀劃策，盡管這樣做可能更加有效，但是，這種有悖于法律理性的判斷對整個法律秩序的健全無益。當客戶的利益與法律本身的利益發生偏離的時候，律師面臨著在兩種忠誠義務作出選擇的尷尬與困窘。我們無法苛求律師全然拋棄對客戶的忠誠來成全法律的利益，但是，這種矛盾并不是絕對無法調和的。 

　　法律實踐經驗和人生閱歷可以幫助法律職業者自由地工作，但是，用職業習慣來取代思想卻是有害的。若不能把法律精神熔鑄為貴族品質，把“冷淡的智力”推到極致，法律的意義就會被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堆干癟的修辭。把法律當成一項交易，對賺錢過多關注勢必會阻礙法律理想的實現，更談不上成為“精神貴族”。

　　(作者為公安部十三局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