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 　　劉武俊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lián)合制定了《關于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意見》,標志著我國開始建立、健全犯罪記錄制度。《意見》明確了我國犯罪人員犯罪信息的登記主體和登記內容、犯罪人員信息管理方式方法、犯罪人員信息通報和查詢等工作機制以及違反規(guī)定處理犯罪人員信息的責任。同時,《意見》結合我國新修訂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guī)定,提出建立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有效幫助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 

　　犯罪記錄是客觀記載 

　　這個司法文件是“兩高三部”為貫徹中央司法改革方案中關于“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要求,適應新時期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穩(wěn)定和諧,切實維護有犯罪記錄人的合法權益,出臺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 

　　所謂犯罪記錄是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情況的客觀記載,是對曾經(jīng)被宣告犯有罪行或者被判處刑罰的事實的記錄,即通常所謂的“前科”。犯罪記錄制度是國家為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犯罪人員個體利益而設立的一項專門法律制度,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社會管理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健全、完善的犯罪記錄制度主要包括犯罪信息登記和管理制度、犯罪信息查詢或通報制度以及犯罪記錄封存或消滅制度等內容。現(xiàn)階段,我國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健全有關犯罪人員犯罪信息的登記、管理、通報或查詢工作機制。 

　　建立犯罪記錄制度,對犯罪人員信息進行合理登記和有效管理,既有助于國家充分掌握與運用犯罪人員信息,適時制定和調整公共政策,改進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促進和加強社會管理,也有助于維護有犯罪記錄的人的合法權益。 

　　“標簽效應”對未成年人應慎用 

　　不可否認的是,犯罪記錄的確有一定的“標簽效應”,犯罪記錄的存在,必然會對被記錄人的工作、生活和學習產生很多有形的或無形的不利影響。這種“標簽效應”對于未成年人的影響尤為明顯。為防止未成年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意見特別規(guī)定,對于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應當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后,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jù)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滅制度可以為未成年犯提供了一個“清白”的社會角色定位,為順利回歸社會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與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不謀而合。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刑法規(guī)定了前科報告制度,要求曾受刑罰處罰的人在就業(yè)、入伍時要如實匯報曾受處罰的情況。卻沒有規(guī)定如何對犯罪人員的犯罪信息進行登記和管理,也沒有規(guī)定犯罪記錄的信息查詢,更沒有規(guī)定犯罪記錄封存或消滅的條件、程序及其后果。這說明有關犯罪記錄的刑事立法在體例上缺乏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且凸顯了片面強調犯罪記錄對犯罪人員的懲罰作用和國家對有犯罪記錄者進行管控的色彩。 

　　“性犯罪”不適用“消滅制度” 

　　美國、德國等發(fā)達國家都已經(jīng)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犯罪記錄制度。在德國,根據(jù)《聯(lián)邦中央檔案記錄法》的規(guī)定,所有生效的有罪判決均被記錄在聯(lián)邦中央檔案記錄中,所有法院及官署機構都有義務將應當?shù)卿浀牟门小�決定及事實通知聯(lián)邦中央記錄機關。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國家對于“性犯罪”的犯罪人毫無例外地禁止其前科消滅,甚至一些國家通過立法要求將“性犯罪”者的個人信息予以公布,或者公布于政府網(wǎng)站,或者是通過地方警察將相關印有“性犯罪”者信息的傳單發(fā)到相關社區(qū)的居民手中。如美國的《性犯罪者登記和信息披露法》,旨在對某些性犯罪者增加新的法律義務,規(guī)定他們獲釋后須向當?shù)鼐�方登記本人的目前住所及其他個人詳情,以便執(zhí)法機構為偵查、調查和預防犯罪的目的,能夠及時追蹤到他們。考慮到“性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及成癮性和較大的再犯可能,尤其是奸淫幼女、猥褻兒童對于未成年人造成的傷害,建議在我國的犯罪記錄查詢制度中,對于強奸罪、強制猥褻婦女兒童罪的罪犯,可以考慮永久保留犯罪記錄。但是,應當限定在合理的用途和范圍之內,亦即限制為:所有涉及與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共處的工作,以及經(jīng)常照顧、訓練、監(jiān)管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的工作,例如幼兒園、中小學校中的工作崗位等。 

　　犯罪記錄制度是司法與社會管理的鏈接點,期望犯罪記錄制度在社會管理中充分發(fā)揮正面積極的“標簽效應”,盡量避免負面消極的“標簽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