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給身患尿毒癥的妻子做透析,吃低保的41歲北京男子廖丹私刻醫院公章,四年騙取北京醫院透析費17.2萬余元,最后事情敗露,面臨3-10年的刑罰。廖丹為救妻子以身試法的舉動,爭議頗多。有人認為,這就是一個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理由充分的刑事案件,畢竟廖丹涉嫌詐騙罪一案中,醫院的財產權被嚴重侵犯。還有人認為,從財務角度看,用假收費單騙醫院四年,不太可能,財務每月、每年都會對賬,除非醫院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賬,否則斷無拖四年之久的道理。

　　之前同樣有一個凄美的“小熊牽著大熊走”的愛情故事,患有惡性腫瘤的青年“大熊”即使參加了北京醫保,按規定也不能享受放療化療的報銷,他的女朋友同樣也不離不棄守候。而廖丹雖是北京人,可妻子卻不滿足“結婚滿十年、年滿45周歲”的規定,沒有北京戶口,不能享受北京人的醫保待遇。

　　也有人說,廖丹妻子可以回河北老家參加“新農合”。但血液透析并非高難度手術,就醫的當地醫院一般不會輕易開出轉院證明,只有在當地治療才容易報銷。考慮到妻子的身體,以及上學的孩子要照顧,兩地奔波顯然非常勞累,廖丹自己身體也有病,于是選擇了放棄這個合法救助妻子的渠道。

　　由于我國經濟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大量流動人口在異地工作,如果他們患了病,卻并未完全喪失勞動力,那么在原本工作的地方接受治療,既對他們有利,也可減輕家人、社會的負擔。戶籍性、地域性醫保,以及支出和使用分離造成的異地監督困難,使這個本是社會、個人雙贏的方法一直不能落實。

　　廖丹一家的個案當然值得同情,但除上述內容外,報道中也提到,廖丹夫妻曾經想申請“新農合”,但“后來覺得太麻煩,就沒再申請過”。據報道來看,廖丹一家似乎的確無法承擔這個麻煩,只有選擇放棄合法的醫保保障。和這種行為類似的是,一些人健康的時候,會覺得申請新農合或者繳納醫保不劃算,沒必要,所以減少、避免醫保支出。但是,卻在大病襲來之時立即陷入絕望的境地,求助于社會。由此,引出更為抽象,也更為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行全民醫保,最重要的社會共識是什么?

　　所有的不幸都是相似的。全民醫保牽涉到自由、福利、公正、公民自我選擇的消極自由,這些諸多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概念,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極大的困擾,連美國這樣經濟發達的國家也繞不過去。

　　美國是唯一沒有實現全民醫保的西方發達國家,大約4600萬人沒有醫保,這些缺少保險的低收入者就醫之后,費用實質上是均攤到其他人的保險費用或醫療費用中;同時,面對這些人的道德風險行為,保險公司自然是提高保費。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導致財政支出中醫療費用居高不下、保險費用也一再上升。

　　奧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方案正是針對這個情況。此次歷經波折、爭議不斷的奧巴馬醫療保險改革法案的最核心內容其實十分簡單,即“強制醫保”。根據“強制醫保”的規定,要求絕大多數美國公民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否則將被處以罰款。該措施旨在吸納更多民眾,特別是健康人群投保,降低保險公司整體的賠付比例,從而降低保費。有了這一條,政府即可有限度要求保險公司的服務由商業化轉為福利化,即不能拒絕投保者購買保險,也不能以既往病史為由收取高額保費。

　　構想很美麗,現實很殘酷,由于美國憲法的列舉性權力原則,政府并無強制國民購買保險的權力。一部分美國人相信他們有決定是否購買醫療保險的自由,并有自己承擔風險的權力,所以,“看上去很美”的奧巴馬醫改在美國民眾中引起了強烈爭議。反對者認為,強制醫保條款超越了憲法賦予國會的經濟權力范圍,違反憲法,侵犯個人自由。但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沒有醫保的貧困者仍需要由國家來承擔,這必然會產生道德風險。

　　所以,我們討論如何實現全民強制醫保,制度設計、技術細節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當拒絕全民強制醫保的人患病之后,我們的社會如何面對?是遵循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者不得食,還是采取社會救助和慈善救助?而后者真達到了制度化,覆蓋面極大的時候,就必然造成道德風險,這將消解全民強制醫保的全部努力。最終,將由勤勉者為取巧者承擔醫療費用。當然,依照現在的情況,后者實際也是不可能發生的,即使廖丹幸運地得到媒體關注,獲得善心人士的捐款,而大多數沒有醫保的人仍然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掙扎。

　　但媒體需要做的則是,理性冷靜地告訴國民醫療保險中的真實一面,從而促進人們參保,而不是僅僅用煽情代替理性思考,變相地鼓勵道德風險行為。用“殺人者,父親”、“救人者,丈夫”等感性詞語代替理性說理的行為,最終在整體上導致的結局并不美好,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甚至就是今日狀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