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友

　　中國民法典在形式上最大的特點是其獨特的七編制結構: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和侵權責任;這是一個極富原創性的新體系。眾所周知,傳統的民法典體系,以法國式的三編制(人-財產-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和德國式的五編制(總則-債法-物權-家庭-繼承)為代表。相對于這些傳統的民法典模式,中國民法典新增了單獨的合同編、人格權編以及侵權編;這些都是中國民法典的重要創新。

　　在上述新增各編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無疑是人格權編。作為中國民法典的獨創,人格權編以全新的形象“閃亮登場”,濃墨重彩地為中國民法典涂上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特色。這由此成為中國民法典最為重要的結構和內容創新。

　　從形式來說,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這是對民法典體系與結構的重大發展;而從內容來說,在民法典中將人格權提升到獨立一編的地位,彌補了傳統民法典分則中只有財產權而無人格權、“重物輕人”的缺陷,實現了“人物并重”。從實質層面來說,民法典設置人格權編是在科技革命時代對人文主義的鮮明弘揚,是民法典時代特色最為重要的表彰;而以民法典的正式通過和頒行為標志,中國自此邁入人格權保護的歷史新時代。

　　我國的人格權立法始于1986年民法通則,該法在第五章“民事權利”中專設“人身權”一節。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就名譽權保護、精神損害賠償、人身損害賠償、死者人格利益保護、人格物保護等制度出臺了多部司法解釋。2009年侵權責任法第二條列舉了法律所保護的部分人格權。作為民法典編纂“兩步走”戰略的“第一步”,2017年民法總則規定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作為一般人格權,列舉了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個人信息保護等具體人格權。而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使得人格權立法迎來歷史性契機,報告明確提出“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叭烁駲唷币辉~首次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這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人民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既是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實現人民群眾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舉措。

　　正是基于對“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這一重大指示的貫徹落實,2018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審議的民法典一審稿中第四編即為人格權編。這充分顯示了民法典設置人格權編是黨中央基于“問題導向”所作出的重大“頂層設計”,致力于解決我國現階段民事法律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這完全符合民法典編纂對現行法律進行“系統整合、修改完善”的立法目標。民法典設置獨立的人格權編是對民法典體系的重大發展。這一創新的價值在于:以“編”這一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框架,為人格權未來的發展留下充分的余地,從而確保人格權制度的高度開放性。如果未來的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必須納入新的人格權類型,民法典完全可以在人格權編之下增設新的章節和條款,對社會生活的變化及時作出充分的立法回應。

　　中國民法典在體系結構上的另一個重大變革是未設立債法編,而是將其分解為合同編和侵權責任編。這一立法技術的選擇的原因在于:債法中的大部分內容與合同法總則的內容存在重復,如多數人之債、債的效力、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轉讓、債的消滅等。事實上,債法的這些制度都是來自于合同法,也主要適用于合同法。這就解釋了晚近的一些合同法示范法(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歐洲合同法原則等)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了債法總則功能的原因。由此,中國民法典最終不設債法總則,而以合同編通則代行債法總則的功能。同時,在合同編通則中規定,對于非合同之債,如無相關規定可適用合同編通則的有關規定;但根據其性質不能適用的除外(如侵權之債不適用可預見性、抵銷等規則)。另外,對于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借鑒法國法等比較法上的經驗,歸入“準合同”這一分編,突出了它們與合同之間所存在的邏輯聯系。事實上,可以將二者擬制為合同之債,譬如,無因管理可擬制為獲得授權后的委托管理合同,而不當得利則可以擬制為取得他人財產具有合同依據;因此,二者在法律后果上與合同具有天然的類似性,這就解釋了將其定性為“準合同”的原因。

　　中國民法典不設立債編的另一個邏輯后果,是設立了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作為債的發生原因,侵權之債與合同之債存在本質性差異;這種合意之債與法定之債的二元格局是大陸法系債法理論的基礎。因此,在不設立債編的前提下,合同與侵權必然分別獨立成編。還值得注意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民法典侵權責任編將侵權責任法第二章的名稱從“責任構成和責任方式”修改為“損害賠償”。這意味著民法典實現了從“侵權責任”到“損害賠償之債”的重大轉變。這標志著侵權責任將回歸損害賠償的本來屬性,集中圍繞這一責任形式的要件和法律效果展開。而對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外的“防御性請求權”(或稱絕對權請求權,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民法典將其剝離給各相應的絕對權分編。譬如,民法典在物權編規定了物上請求權,在人格權編規定了人格權請求權。這就使得民法典有效實現了侵權責任編與人格權編的邏輯分離,使得二者各自回歸其本來的功能,而不至于出現功能和適用上的重疊混淆,確保了民法典體系的完整與統一。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