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征求意見中的精神衛生法(草案)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監護人、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的診斷……”同時，還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沒有近親屬或監護人接，患者就不能出院。”專家認為，草案對非自愿住院制度設計了“監護人主導”的原則，導致監護人權力過大。一旦進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親屬就自動被視為“監護人”。這種親權對成年公民自決權的侵犯，不僅構成法理上的嚴重漏洞，現實中也會導致惡劣的社會后果(6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應該認識到，“監護人主導”是有風險的，因為被監護人與監護人及近親屬之間的利益并非始終一致。古往今來，“兄弟鬩墻”、“夫妻反目”乃至“父子相殘”之類的事情都不少見。或因為利益分配糾紛，或出于遺產分割爭端，親兄弟也可能把精神正常的一方強行送到精神病院。實際上，近年國內就發生了好幾起這樣的事情，比如“深圳鄒宜均案”、“廣州何錦榮案”。在“南通朱金紅案”中，就是因為家人不愿去接致使已經鑒定為精神正常的朱金紅遲遲不能出院。 

　　更重要的是，“監護人主導”的制度設計存在一種悖論。眾所周知，正常的成年人不存在監護人。為疑似精神病患者設計出監護人，實際上已將監護的對象視為精神病患者，而在送治之前并不能確定監護對象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監護對象確實是精神病患者，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監護對象不是精神病患者，他的公民自決權就受到了侵害。因此，這種監護權最多只能是暫時的，一旦鑒定結果為精神正常或未達到收治的標準，那么被鑒定人的公民自決權就自動恢復，送治者的監護權也就自然失去。所以，“沒有近親屬或監護人接就不能出院”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個時候已不存在“監護人”。 

　　但不讓近親屬、監護人接就恢復被鑒定者的自由也會有問題出現，比如送檢的近親屬或監護人向醫療機構要人，怎么辦?你收了我送的人，自然應該還給我，這也是符合邏輯的。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引入公權力應該是適當的辦法，比如放人之前到公安機關備案。相應的，近親屬或監護人在送檢的時候也應該到公安機關備案。別忘了: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經司法程序是不能剝奪的。通常情況下，限制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只能由司法機關行使。考慮到疑似精神病患者的送檢情況特殊，可以由近親屬或監護人主導，但至少應當讓肩負保護公民合法權利的公安機關知情。 

　　綜上所述，疑似精神病患者的強制送檢程序應該是這樣的:監護人、近親屬可以將疑似精神障礙患者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的診斷，但送檢前應當到公安機關備案;醫療機構經鑒定認為沒有精神病或未達到強行收治的程度，應當立即通知送檢者的近親屬、監護人和公安機關并恢復送檢者的人身自由。概括地說，就是應當堅持“監護人為主，公安機關為輔”的原則。這樣的話，監護人和公安機關可以形成相互的監督，從而避免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大及其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