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保德縣住建局原副局長李志強借職權之便貪污、受賄，違法違紀所得高達2293萬余元，且橫行當地多年，刁難、凌辱，甚至毆打不順從他的干部群眾，成為一大“官霸”。

　　小局長的大“官霸”行為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當地一些干部群眾和參與調查的紀檢部門人士認為，李志強為患基層十多年至今才被查處，凸顯基層監督體系的薄弱和用人機制的漏洞。這是小局長大官霸“煉”成的一個因素，但在筆者看來，卻不是主要因素。

　　在社會上惡行囂張，在官場中跋扈霸道，如此特殊個例的出現，已經不能簡單地用“體制漏洞”來加以解釋了。跋扈之人不少見，但作為一個副職，跋扈到連“一把手”都無法開展工作的程度，這還是“作風問題”嗎？“三任局長都被李志強欺負得無法開展工作”，李志強曾經的局長上司如是感慨，“和李志強共事期間，他曾多次找縣委縣政府的相關領導，總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調離了，李志強卻還穩坐其位”——我們足以從中洞悉到某種“深刻”的內涵，究竟是監督機制形同虛設還是其身后有更大的保護傘？一時的僥幸或者可以歸咎于監督的缺位，但長達十幾年的“官霸”，爭權奪利和瘋狂貪腐路人皆知，這很難讓人相信，其背后沒有遮風避雨的保護傘。此其一。

　　此外，其人違法亂紀只手遮天，官員蛻化成了市井流氓，但長期以來卻很少有人向上揭發舉報——如此折射出來的權力生態惡化令人嗟嘆。正如報道中當地群眾憂心忡忡地表示，“現在官場上彌漫著一種好人主義，對于身邊的腐敗、矛盾和問題，大多三緘其口”。對權力的監督，一則來自于制度和黨紀國法，二則來自于公共監督。權力運作空間內的內部監督顯得非常關鍵。可小局長大“官霸”的現實案例告訴我們，在一些地方，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麻木不仁的小團體生態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避免權力尋租，需要從制度入手。此其二。

　　毫無疑問，一個橫行當地十余年的副科級“官霸”，十多年才浮出水面，發散出“木桶效應”。如果把該縣黨政機關比喻成一個“木桶”，顯然“官霸”就是那塊短板，一個“官霸”不僅帶壞了一個單位的風氣，還導致政府的公信力和權力形象受到損害。

　　權力的公信力樹立難，但損毀易。“木桶效應”下，“官霸”不需要多，一個足矣。唯有完善制度引入公共監督，同時強化內部監督，真正實現權力的陽光下運行，才能徹底消弭類似新聞中“官霸”形成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