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助孫女考學，73歲的老工程師郭某先后給時任北京師范大學舞蹈系主任金千秋送去了5萬元。此后，金千秋幫郭某的孫女提高了專業課分數，但該考生文化課成績未達錄取標準，最終榜上無名。孫女落榜后，郭某向教育部及司法機關舉報此事，并要回錢款。一審，郭某因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金千秋則獲刑五年。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終審改判對郭某免予刑事處罰(5月8日《京華時報》)。 

　　我瀏覽一下網上這一新聞后面的留言，批評金千秋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的聲音并不多，倒是罵郭某“出爾反爾”的聲音占了主流，“人家已經幫了忙。你孫女文化課考不過，怨不得人家。” 

　　這種聲音，令人意外。它折射的是人們對“收錢辦事”規則的認同。和郭某“逍遙法外”相比，公眾的這種認同尤其可怕。其可怕之處在于，我們不知道之前多少真正優秀者因為錢“發揮效益”而名落孫山，也不知道之后還將有多少人承受這種不幸。 

　　的確，對郭某孫女來說，文化課沒過，或許只是一次“意外”。如果文化課過了，金千秋幫忙提高專業課分數“發揮作用”，郭某還會舉報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郭某和金千秋“雙贏”的結果是，那些本可以被錄取的考生，將因此無緣北師大。這是多大的不公?造成這種不公的，是“金千秋們”，也是“郭某們”。 

　　生病住院，職場升遷，孩子入學……賄賂，已經成為一些人的生活習慣。在一些賄賂犯罪中，行賄人的主導作用體現得越來越明顯。對行賄人而言，既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你“拉下水”，那么，在手段上就無所不用其極。探究受賄者的心路經歷，我們每每發現，他們大多經歷了收錢從臉紅心跳到面不改色，再到“獅子大開口”的過程。而每一次“進步”，都少不了行賄者的“貢獻”。 

　　行賄之所以會成為某些人的生活習慣，是因為無論從投入和產出的比率，還是從所承擔的法律風險來看，行賄都是一筆再合適不過的交易。在本案中，為了獲取不正當利益而向金千秋行賄，郭某的行為構成行賄罪無疑。然而，從他“敢于”向司法機關舉報來看，他似乎壓根沒有意識到自己涉嫌犯罪，可能會受到刑事追究。“受害者”，或是其內心對自己身份的認知。而最終的審判結果，似乎也印證了郭某的預判。 

　　我理解執法機關的無奈:如果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等量齊觀，只會讓二者的“利益共同體”關系更加鞏固，由此導致的結果將是不僅郭某得不到應有追究，金千秋也將逍遙法外。然而，在賄賂已經成為一些人生活習慣的現實下，對行賄人“網開一面”，不僅在法律上難以說通，也不利于遏制賄賂犯罪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