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市社保局暫停了7家定點醫療機構的社會保險定點資格，其中3家被暫停資格12個月，另外4家被暫停3個月。針對社保局的調查行為，有媒體稱之為“釣魚執法”，社保局對此回應說是“協議暗訪”。為此，有論者撰文提出，由于存在著概念模糊不清的問題，“釣魚”與“暗訪”急需劃清界限(11月18日《檢察日報》)。

　　問題是，“釣魚”與“暗訪”都有約定俗成的定義，并非高深莫測的概念，怎么會界限不清呢?雖然深圳社保局的執法出于“管好參保人錢袋子”這個公共利益，甚至于贏得了許多人的贊賞，但細節上仍然采用的是“勾引式”，毫無疑問屬于“釣魚執法”，如果以界限不清為之辯解，反而有誤導之嫌。

　　所謂“釣魚執法”，其實是一種“陷阱取證”，在對特殊刑事案件的偵查中，比如買賣軍火、毒品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的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或線索、抓獲犯罪嫌疑人，往往會使用“陷阱取證”的方法，但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這種偵查方式都是有嚴格限制的，并且只能針對特定的刑事案件，而不能隨意擴大和延伸。

　　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截然不同，刑事執法行使的是偵查權，行政執法僅擁有調查權，而調查權行使的第一要求是表明身份。因此，“陷阱式取證”在行政執法中不能使用。根據《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行政機關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七條已明確規定:“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材料”和“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此外，行政訴訟證據規則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均明確規定，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只能作為補強證據，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釣魚”執法中的“鉤子”既屬于陷阱的設計者，同時又作為證人身份出現，并把所設之套作為定性的證據，這種融為一體、一身二任的雙重身份，使“鉤子”成為“利害關系人”，也讓“執罰”沒了由頭。

　　暗訪則是一種調查手段，是了解真實情況的一種形式，其關鍵就在于一個“暗”字，即“靜悄悄地來”。很顯然，暗訪者雖然無須公開表明身份，但作為客觀事實的實錄者，暗訪者不能成為利害關系人。可是，深圳市社保局的暗訪者，卻把自己當成了“鉤子”，故意使用相貌難以清晰分辨的醫保卡蒙住當事醫生，顯然就是以欺騙方式制造證據，超出了暗訪的界限。事實上，冒名使用醫保卡、造成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責任，明顯應主要由持卡者、冒名者承擔，“引惡出洞”之惡就在洞門口，冒充持卡的暗訪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無論是行政執法還是合同關系，深圳市社保局的做法都與“釣魚”脫不了干系。

　　由此可見，深圳市社保局在“暗訪”中摻雜了“非法手段”，使得其行為名不正言不順。正如法律諺語所云，“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必須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對于通過不當程序獲取辦案證據，美國有一個著名且頗具特色的“毒樹之果”法則，指一切不當行為，猶如一棵有毒的樹，而以不當行為獲得的成果，就是毒樹所結的果實。即非正義程序的調查、取證過程本身被認為是“有毒”的，因而由此獲得的證據，作為“毒果”也是非法的，即使它符合客觀真實，也不能被當做法律事實，成為呈堂證供的處罰或處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