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查黑車之亂，令釣魚執法一詞風靡大江南北。當“釣魚”成為人人聲討的執法方式時，合理正當的暗訪與抽查難免也被莫名其妙戴上了“釣魚”的帽子，一時個個都氣憤得很。11月16日《南方都市報》消息說，深圳社保局現今陷入釣魚執法迷局，多家社康中心指使該部門人員假扮患者，假裝有緊急病痛讓醫生馬上治療，不給醫生核卡機會，逼其造成工作失誤的事實。

　　世間最大的冤屈莫過于誣陷。釣魚執法的非正義性不只在于手段如何、目的怎樣，而在于公權恃強凌弱，與私權進行不對等的博弈。換言之，不要說查黑車，隨便查查公民某種悖逆公序良俗的行為，只要公權伸出釣鉤，往往一釣一個準。在這個問題上，普通公民沒得選擇，只有被釣的份兒，這種誣陷是無可規避的。反之，如果是私對私——比如記者暗訪，或者私對公——監管部門裝作是普通民眾抽查職能工作，則同樣的手段與目的，就不能稱之為“釣魚”。道理很簡單：這些“魚餌”對行為主體不構成誘惑力，也沒有脅迫力，充其量只是參與、見證或者重現事實而已。

　　正因如此，北大醫院教授死亡事件后，當事方發表聲明稱，央視記者采訪使用暗訪曝光涉嫌釣魚，一時輿論嘩然。公眾不只在追問事件背后的真相，更對當事方認定媒體“涉嫌釣魚”的邏輯大跌眼鏡。記者暗訪是正當采訪權的一種表現形式，你可以說它失真或夸張，卻無可認定其釣魚。同樣，社保局對社康中心的暗訪，也是監督檢查的一種合理形式，你可以認定其手段或方式上存在瑕疵，卻無法將其歸入釣魚執法行列。因為在這一類問題上：一方面，暗訪是以私權的形式合理出現，創設了一般性的生活情境，沒有動用公權力逼其就范；另一方面，暗訪的手段合法，程序基本正義，目的也有助于增進公共利益，與社會道德并不悖逆。更為關鍵的是，暗訪的對象是區別于一般民眾的主體，它們或者是公權部門，或者擁有特別話語權，最需要監督，而“明察”又顯然發現不了問題。

　　對待普通公民，法治社會講究“疑罪從無”的道理，即首先應該假設大家都是好人，判定其有罪，需要篤實的證據，而不是創設證據；對待公權力，民主政治上有個“無賴假設”，即在設計制度時必須把公權關涉方都假定為“無賴”，從而設計更優良的制度，使得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捍衛公共利益。這也是制度優于人性的基本道理。

　　當然，我這么分析，并不是說深圳社保局的暗訪就橫豎有理，具體是非可以辯論，但其暗訪權力與行為的正當性與正義性是無可置喙的。我們要警惕行政執法中對普通群眾的“釣魚”行為，但同時也得理解社會監督對公權與特殊領域的合理暗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共同取向都在于規范權力、保護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