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的民訴法修正案草案，對小額訴訟標的額擬再次調整，由二審稿“絕對數”1萬元以下，修改為“相對數”，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為準(8月28日《新京報》)。

　　本次民訴法大修，小額訴訟制度因可及時化解矛盾糾紛、提高訴訟效率，被視為修法亮點之一。筆者認為，采用“相對數”標準來確定小額訴訟范圍，是非常恰當的選擇。它既適應了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也確保了法律的穩定性，解決了法定標準容易滯后的難題，可謂一舉多得。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數”應當成為我國數額立法的通行模式。

　　關于小額訴訟的標的額，民訴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審稿規定為“5000元以下”。對此，人們認為它難以適應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這個標準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顯得過低，如大幅提高，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又會大大縮小普通程序訴訟的范圍。因而，人們對于二審稿規定的“1萬元以下”，也認為不妥。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對數”思路，在三審稿中得以體現。

　　之所以稱“相對數”是比較恰當的模式，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地區差別較大，規定一個“絕對數”往往會出現三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一是標準過低對減少普通程序案件作用不大;二是標準合適能夠達到預期的立法目的;三是標準過高小額訴訟范圍太大。無論標準過低或者過高，都不利于恰當控制小額訴訟規模，較好地減輕法院負擔，提高司法效率，減輕公民訟累，都與立法目的不符。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通貨膨脹不斷加劇，一個確定的數額難以與時俱進，要么很快滯后，要么頻繁修法，都不利于法律的穩定、權威和尊嚴。同時，同樣數額的爭議額，對不同財富占有水平的人們而言，其意義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時完全不同，因而爭議雙方對司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要求也有不同，所以不適合實行全國統一的固定標準。

　　“絕對數”作為法律標準的情形，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比較普遍，比如刑法中規定了貪污賄賂犯罪的數額，許多行政管理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了罰款的具體數額(這是數量最大的一類)。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法律標準具體、明確，沒有回旋余地，最大限度地壓縮了自由裁量權。但它的具體和明確同時也意味著僵化和凝固，無法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形勢，特別是通貨膨脹之后，十年前的1萬元與今天的1萬元相比，其對主體的權利內涵和影響顯著不同，無論是爭議還是處罰，其法律后果的實際影響力大大減小，比如十年前罰款1萬元，處罰對象可能感到“肉痛”，完全符合“責罰相當”原則，而在今天對處罰對象而言或許已變為“罰酒三杯”，難以做到“責罰相當”了。這就是法律標準“絕對數”的缺陷所在，也是一些違法行為屢禁不止，違法主體對法律處罰不以為然的重要原因。

　　從立法實踐看，立法者已經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近年來的不少立法都越來越多地采取了“相對數”法律標準，比如國家賠償法、食品安全法、消費者保護法、烈士褒揚條例以及見義勇為獎勵保障方面的法規政策，都傾向于規定一個“相對不確定”的賠償標準或獎勵標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相對數”標準并非完全不確定的標準，也不意味著完全由執法者自由裁量，其實它在法理上屬于準用性規范，是一種相對不確定的標準。比如上述的小額訴訟標的額，它在司法實踐中雖然每年都會發生變化，但它在特定地區的具體標準，每年都是確定的，因為它參照的“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是由法定機關發布的，具有法定性。今后我國的相關立法中應多采用這一模式規定法律標準，從而真正讓法律成為“活的法”，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