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近日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刑事司法改革向何處去,從宏觀上進行了部署。

　　通觀全文可見,《意見》為刑事司法改革所定的基調是:要讓法院審判成為整個刑事訴訟的指揮棒。這一基調符合刑事訴訟規律,也契合現代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

　　“以審判為中心”之所以科學,是因為在控、辯、審的訴訟結構中,法官的地位最中立。公檢機關是控訴機關,其追究犯罪的心理迫切,難免出現置法律中許多為保障人權所劃定的紅線于不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刑事辯護(主要是律師辯護)正是為向控方挑毛病而設,從“相反相成”的角度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

　　法官不是追訴方,也不是辯護方,居間公正裁判為其天職。控、辯、審是個穩定的三角結構,控方、辯方各處于天平的一端,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合法、充分,“是騾子是馬都在法庭上遛遛”,“一切法庭上見”。就像《意見》所說的,法官裁判,“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證據裁判要求,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控得有理控方勝,辯得有理辯方勝。這才符合現代國際通行的“控辯式訴訟”的制度設計和基本原理機制。

　　“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設計,倒不是因為法官比警官、檢察官聰明,而是由于審判階段的制度設計,最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和得出公正的結論。因為公檢機關為證明犯罪獲得的一切證據,都必須在法庭上出示、接受控辯雙方的充分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證言有問題,法庭可以組織對質;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有問題,法庭可以委托鑒定;鑒定意見有問題,法庭也可以委托重新鑒定;勘查筆錄有問題,法庭還可以休庭直接勘驗;加上絕大多數案件都應依法公開審理,接受旁聽人員(包括媒體)的監督等等,“對抗式訴訟”在這個環節才得到充分的體現,是偵檢階段無法比擬的。

　　“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讓法官主持的“審判”成為指揮棒,不為任何人的錯誤行為背書,即使偵檢工作費了再大的勁,過不了法庭審判這一關也是白搭,也會前功盡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訴機制建立起來后,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可能經常會說,這樣做法庭不會支持的,這個證據法庭不會認可的。像高考成了中學教育的指揮棒一樣,法庭的“證據裁判”將會成為引導公檢人員訴訟行為的指揮棒。屆時,人們調侃的“公安機關是做飯的,檢察機關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現象將會自然消失。

　　如前所述,《辦法》只是宏觀部署,只是拉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序幕,而不是刑事司法改革的終結。期待《辦法》預置的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接口,能夠得到可操作性的細化,例如“完善訊問制度,防止刑訊逼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就是公檢機關的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