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審員制度轉身,當務之急、重中之重在于做“加法”——增加法律供給。

　　提高陪審員“陪審自信”,發揮人民陪審員制度效能,要有針對性地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律地位,并使之成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近日印發《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就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作出部署,著力通過改革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推進司法民主。《方案》提出,探索人民陪審員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不再對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表決。(4月26日《光明日報》)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指出:“實行陪審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升到法官的地位。”把“人民本身”或“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陪審制度的價值取向至少包括:體現人民的主體地位,實現司法的民主性;以普通公眾的價值觀彌補法官社會經驗不足及僵化職業思維;打破法官對法律的專權,克服法官對案件的壟斷;實現司法與社會互動,使司法更接近社會,社會更接近司法;緩解司法資源不足等等。

　　陪審制度發展至今,形成兩大流派:陪審團制度、參審制。區別在于,陪審團制度實行“事實審”與“法律審”相分離;參審制則由陪審員與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全程參與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作出認定和裁決,我國基本屬于后者。公允地說,兩種制度各有優劣,關鍵在于揚長避短。參審制職能鏈條長、職責較分散,對陪審員素質要求較高,一旦某些環節跟不上,就容易出現“陪而不審”、“審而不議”現象,導致制度雞肋化、空殼化,成為一種附庸,有違設計初衷。

　　職能泛化導致責任分化,有限責任提升履約能力。《方案》將人民陪審員功能聚集于“事實審”,撇下“法律審”,做“減法”乃務實之舉,增拓績效之舉。作為江蘇省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之一、試水“事實審”與“法律審”兩分離的無錫南長法院的一個司法實踐很有說服力:一對夫婦多次售賣假煙,因涉案金額較大而被公訴。在涉案金額計算上,檢方以50~70多元/盒計算,而陪審員發現其實際銷售價僅為每盒30元左右,因而提出不同看法,法院最終采納了陪審員意見。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一種司法民主制度,一種基本的審判制度,也是一種“公器”,其改革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當審慎從事。人民陪審員制度轉身,議題宏大,困難很多,宏觀與微觀、主觀與客觀、存量與增量,皆有進取空間,難以一一贅論。當務之急、重中之重在于做“加法”——增加法律供給。審視制度臺柱,首先缺了大梁。雖然三大訴訟法對人民陪審員制度作了一定的規定,但缺少憲法依據,勢必影響制度功能發揮,導致制度不受重視。其次,法律支架纖弱。依靠《法院組織法》及三大訴訟法中粗糙的、籠統的規定,難以滿足人民陪審員制度正常發育、健康成長所需的“法律營養”。

　　一位陪審員說,“法官每次問,我都說我同意”。正是因為法律模棱兩可的規定,給法院和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陪審員的權利有時被漠視。提高陪審員“陪審自信”,發揮人民陪審員制度效能,要有針對性地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律地位,并使之成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勾勒出法律線條、框圖,再填充、完善各種“色塊”,拼成絢麗的制度“圖畫”。讓人民群眾在不斷提升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中,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