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養母暴打男童案中,正是由于男童所在學校老師報警,警方介入調查,男童才得到了保護。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要預防孩子被打死或餓死等悲劇性后果,建立一個能夠及時有效發現此類案件的制度非常必要。這個制度,就是各界一直呼吁并已寫入反家暴法征求意見稿的強制報告制度。(《法制日報》4月14日)

　　南京虐童案中,有如此狠心的養母,是男童之不幸;但碰到如此有責任心和愛心的老師,則是不幸中的萬幸,當然這種“幸”只是一種僥幸。畢竟,在現行法律規定之中,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老師對此必須報告,假如老師選擇沉默,男童的噩夢估計還將繼續。

　　在2008年至2013年媒體報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醫務人員、教師、記者、民警等為未成年人提供服務的專業工作者報案率僅為10.61%。這意味著,在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后,有些并未被老師等專業工作者發現,有些發現了卻未引起重視,或認為這是家庭私事不便插手,甚至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有些既往虐童慘案中,如果知情人能及時報告,孩子傷殘的悲劇或許就可以避免。

　　要改變“家暴屬家事,外人不便干預”的觀念,必須在法律中引入強制報告義務的規定。這一規定來源于美國,目前美國有47個州立法規定,醫生、護士、教師、社會工作者以及其他指定的“法定舉報人”等強制報告責任主體怠于報告,一旦被認定構成犯罪,可能面臨1個月至5年的監禁或300至1萬美元的罰金,有時甚至是二者并處。正是在如此嚴厲的法律規定之下,美國的強制報告與兒童保護服務在各州得以有效開展。

　　我們在反家暴方面有自己的國情、社情和民情,但被美國等國家證明行之有效的強制報告制度值得借鑒。有關部門已在這方面邁出重要一步,比如,在將于今年8月提交審議的反家暴法征求意見稿中,強制報告制度已被寫入。

　　當然,征求意見稿中關于強制報告的規定還有完善的必要。一方面,在明確將救助管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中小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納入強制報告責任主體范圍的基礎上,還應充分論證村委會、居委會等基層組織有無納入的必要,既要防止責任主體不全造成反家暴的社會合力受損,更要防止法律規定的不科學所帶來的執行尷尬。另一方面,應明確怠于履行強制報告義務的法律責任,僅有“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的模糊表述、籠統規定,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具有震懾力。

　　強制報告責任主體如果知情不報,將面臨怎樣的處罰和后果,是法律有效執行不可忽視的關鍵。在法律制定過程中必須明確,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以及免責情形等。否則,強制報告制度的強制性就會大打折扣,甚至還有淪為倡導性報告的可能。

　　沒有明確、嚴厲的法律后果,報告責任主體在面對家暴時,可能仍會停留在“那是別人家的私事”的理解上。如果法律規定的后果夠明確、夠嚴厲,不報告必然要承擔法律責任,那強制報告義務就會成為每一個責任主體“自己的事”了——別人家的家暴已經實實在在影響到了他的工作與生活,足以使其陷入不利的法律困境,而不僅是道德和輿論譴責。

　　在法治社會,與不法行為作斗爭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這是尊法、護法的體現。反家暴強制報告制度入法,看似將給醫生、教師等特殊主體帶來額外的法律義務,但正是其特殊主體的身份,賦予了其在反家暴方面特殊的使命和義務,履行好了,這些特殊主體才是合格的社會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