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強勢作風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而一旦違法違紀,當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有權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為民謀福祉。

　　昨天,中紀委網站就拋出一則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位曾經在一眾官員中個性十足的政治強人,成了繼白恩培、張田欣和沈培平之后落馬的“云南第四虎”。

　　仇和一路走來,爭議不斷。盡管確如他自己慶幸的那樣,個人仕途一路驚險、一路高升。不過,透過以往那些爭議的聲音,依然可以尋覓出一些危險的信號、信息或者說線索。

　　主政沭陽,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被央視《焦點訪談》報道;讓有小偷小摸等行為的人,在電視上念檢討書,取名“沉重的懺悔”。

　　主政宿遷,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而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仇和在宿遷可謂“一賣到底”。

　　主政昆明,一方面鐵腕治吏,要求全市公務員24小時做到“辦公電話、家庭電話和手機,三通必須有一通”,“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昆明官場的神經繃到了極點;另一方面強拆城市,大搞城建,短期內把昆明的基建攤子鋪得太大,不得不走向“土地財政”。

　　事實上,對于仇和的強勢執政,也并非沒有預警。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在昆明“公車上訪”。親自帶領12名失地農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況,并撰寫“就《現代新昆明建設重點規劃》向仇和書記進言”的材料。在2011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云南省政協副主席陳勛儒也暗諷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榮譽竟多達三四十項,雖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城市發展業績,但過多的標榜被網民及群眾嘲笑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遺憾的是,這些質疑的聲音大多埋沒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仇和強勢的治吏壓力下,地方官場已很難出現正常的決策互動、補益,更不要說批評和自我批評了;另一方面,仇和的強勢作為,在引起地方官員惶恐與不滿的同時,也因為迎合了社會公眾對部分官員的不滿情緒而備受贊譽。某種程度上講,仇和接續的是有著歷史悠久的“能吏”傳統,代表的是某種有著青天期待的民意。

　　正是在這些因素的交織中,仇和一步步游走于法治的邊緣。他的強勢作風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而一旦違法違紀,當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此前,有專家已經指出,雖然一批個性化官員曾經獲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卻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誤導,即以權力、強力、暴力的人治行徑也能為民辦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決一些社會現實難題,但他們往往不會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規則,甚至隨意破壞制度。

　　仇和落幕了,這是對“為官任性”的警示。有權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真正為民謀福祉。

　　□胡印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