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的觀念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文化基因,它很大程度上是“修齊治平”思想的社會基礎,是“家國同治”傳統的自然延伸。對于我們的公職人員來說,光宗耀祖其實本非“原罪”,官員內心存有這種想法無可厚非。問題是,什么是真正的“光耀”。反觀落馬的谷俊山、朱明國等人,均似“土豪宅主”發燒友,說明“錯誤光耀觀”仍大有市場。

　　正如主流媒體在解讀“習近平式新常態”時所說:“不拘常例,不違常情”。我們不反對光宗耀祖,但要警惕寄生其間的隱性腐敗。人類的欲望始終是反腐敗的“假想敵”。這場輸不起的戰斗中,權錢交易等顯性腐敗易被側目,隱性貪欲似被忽視。如“人情社會”看重敬老尊親、光耀門庭等,做事有基于制度的“理性羅盤”,更有源自世故的“文化算盤”。一旦以親緣、血脈為黏合劑的利益網絡結成,“情、理、法”復雜換算,對公眾之惡甚至可能對家族和“圈子”是美德。

　　傳統社會呈現“弱邊界”特征,人情關系是最常見的攪混劑。現代中國在加速“邊界化”,大家都需磨合適應權力、利益的“毛邊棱角”,公職人員的行為倫理正是參照物。如官員“有權就任性”,在私生活呈現“擴張感”,會造成社會的情緒性緊張,引發信任鏈條緊繃。因此,某些富甲一方的商人賺了錢回鄉后,按照他們對光宗耀祖的傳統理解做的一些事,我們雖不鼓勵但也無從非議,但官員絕對不能做同樣的事。

　　大體上,轉型社會有三大關鍵性主體:一是政界,二是商界,三是學界(具有民意代言的社會指向)。如政界和商界走得太近,甚至連生活方式都別無二致,那么,就可能出現民間話語的“特權焦慮癥”,以極化心態放大對官員的“合理懷疑”,不放過每個可能的“踩官”題材。而與光宗耀祖相關的傳統選項,如置產、修墳等,又確常提供“全民踩點”。

　　可能有人會說,這種“錯誤光耀觀”源于孔孟。但同系儒家根脈的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怎么就例外了呢?問題可能在于,其在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深諳“舍個人私隱,得社會公信”的舍得之道,在法紀約束上做加法、在自我欲求上做減法,一面剝離附加在公權上的超國民利益,一面展現對公仆言行標準更高的誠意,達成官民互信特別是對“足薪養廉”的默契感。如新加坡養廉的中央公積金,由自費和國家補貼組成,若貪腐被充公,令“恥感”顯性化。

　　在華人社會,默契即“沉默契約”,有時比合同來得實在。故此,這些地方奉公守法、體面穩定的公職生涯,本身就光耀。著名作家二月河亦指出,歷史上出大官是家族榮耀,但貪贓枉法則家族成員都抬不起頭;因此,當官不一定要發財,家族榮譽、社會尊重也是官員“收入”。

　　曾有留學生初到中國,不解地問:“人情味到底是什么味?”其實,借著光宗耀祖等人情味很濃的話題,讓私生活多點“法治感、現代性”,值得且行且深思。▲(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