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的文章,讓媒體人很是群情激憤了一回,擔心輿論監督的權利會受到鉗制,無單位的自媒體人的批評權會受到打壓。其實這個通報是被誤讀了,如果看了通報的全文,了解此次通報的語境,就會明白根本不是打壓媒體的批評報道,而是劍指新聞敲詐。正確的理解應該是:禁止記者以批評報道為名進行新聞敲詐。

　　“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的標題引發爭議后,相關部門回應稱這個通報被誤讀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黨組書記蔣建國接受采訪時表示:事實上我們歷來堅決保護記者正當合法的采訪權益,也積極支持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新聞敲詐和假新聞、假媒體、假記者站和假記者,屢禁不絕、屢打不止,危害極其嚴重,已經到了非打不可、不打不行的嚴重地步。

　　脫離語境看,“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的表述確實顯得生硬,權利缺乏保障的媒體人對此的過度敏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關部門及時作出回答和澄清誤解,這種溝通值得贊賞。其實,澄清誤讀和誤解后就很清楚了,政府、媒體和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的共識遠遠大于分歧,甚至可以說,對“打擊新聞敲詐”根本沒有分歧。媒體人捍衛輿論監督和批評報道的權利,政府部門打擊新聞敲詐,是以清除行業敗類的方式保護媒體的批評報道權。

　　媒體不必諱言本行業存在很多敗類,為媒體人爭權利,與清理本行業的敗類,兩個問題并不矛盾。一方面是媒體人的很多權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是一些記者打著輿論監督的旗號濫用報道權力去敲詐勒索,“權利弱勢”與“濫用權力”是并存的兩個問題,都需要解決,不能用前一個問題中媒體人的弱勢去否認治理后一個問題的必要性。

　　一位著名的媒體人反思過我們媒體身上的兩面性,大意如此:其一,媒體既是社會公器,又是商業機器;其二,既是利益集團的監督者,又是獨立的利益集團;其三,權利既受限制,又享有特權。稍不謹慎,便會墮入另外一面。這個判斷確實非常精準地指出了當下中國媒體的問題,作為監督者的一些媒體和記者,有時候為了自身利益而濫用權力禍害社會,正如相關部門所點名通報的那樣,8家媒體的地方記者站記者完全不像記者,炮制負面報道,拿著單位蓋的公章公開向企業要錢。前段時間被曝光的那家“特產報”,甚至公開將此當成了生意,不僅不給記者發工資,還向記者收提成,縱容記者在地方敲詐勒索。

　　記者中有被跨省追捕的受害者,也有像這樣以負面報道敲詐企業和政府的濫權者。打擊新聞敲詐,打的正是后者。在這個問題上,媒體人與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應該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共同劍指行業敗類。如果任行業敗類敗壞記者形象,記者的正當采訪也會蒙羞受阻。

　　記者的采訪報道,是一種必須依附于單位的公職行為,當然不是“私自”,也不可以“私自”,否則就是將“公器”當“私器”了。每一篇報道,都是與單位綁在一起的職務行為,登在報紙上,單位要負責任,所以單位需要對批評報道進行把關,這是自然的。有人覺得“禁止記者私自開展批評報道”是劍指自媒體,其實也是誤讀。記者或公民以個人身份在自媒體上的批評,不是新聞報道,無關單位,并不在此約束范圍。

　　要防范記者借輿論監督之名行敲詐之實,當然也要防范一些地方以“打擊新聞敲詐”之名行排斥輿論監督之實,以“防范假記者敲詐”為記者的正常采訪設置重重障礙,將本應公開信息的新聞發言人反當成阻擋記者的盾牌。記者的權利很孱弱,任何一點約束都可能被一些地方放大為阻礙記者正當監督的借口。新聞敲詐需要打,正當的新聞采訪更需要受到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