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在進行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為契機,讓行政審判依法履行職責,既為改革助力、為市場松綁,更監督權力、翼護權利。這既關乎法治未來,也關乎改革前景。

　　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執行法院判決可拘留行政官員……近日,隨著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中的立法亮點頻頻見諸報端,人們對這部已施行23年的重要法律的首次大修,產生了極大興趣。

　　對法律稍有了解的人知道,俗稱“民告官”的行政訴訟制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橋梁作用:一邊連接著公民權利,一邊連接著政府職能。行政訴訟法在23年前艱難開啟的這扇法律之門,既是權利之門,也是公信之門。當“官家”也要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時,對全社會的震動非同小可。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的顧昂然回憶,行政訴訟制度剛建立的時候,某行政執法部門負責人強烈反對:我們帽子上有國徽,怎么能告?

　　世易時移,這位負責人的疑問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經過中國改革和法治理念的沖刷,如今已進入歷史角落。行政訴訟法在保護公民和市場主體合法權利、界定公權力邊界和政府職能方面所起的作用,成效有目共睹。事實上,從1990年這部法律施行之日起,就在當時治理“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維護企業經營自主權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修正案草案,不論是對受案范圍還是對管轄權的修訂,抑或是法院對政府“紅頭文件”可附帶審查的規定,都進一步強化了對公權力的約束。通過法律的約束,使政府行為更有公信、政府職能更有效率。在這個意義上,正是行政訴訟制度,以法律的陽光讓“帽子上的國徽”更加閃亮。

　　從發展歷程來看,行政訴訟制度可謂我國市場經濟的“同路人”和“看護者”。市場意味著規則之治,讓全社會從上到下、從“官”到民,逐步學習法治規則,以規則意識解決糾紛,是草案的內在涵義。通過多個條款的修改完善,切實解決“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可以看做是對規則有效性的強調、對全社會尤其是行政主體法治意識的進一步培育。

　　有學者以生動的觀察記錄了行政訴訟從無到有、從萌芽到深入人心的過程:早些年,“民告官”的被告席上空無一人;后來,行政機關派工作人員或律師出庭;再后來,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屢見不鮮。一部行政訴訟法,也是在“權力與權利”的主題詞下,在中國改革的宏大時空里,徐徐展開的一幕法庭劇,各個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法而行,共同上演一部和諧有序的法治巨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讓“民告官”的渠道更加通暢,是題中應有之義。尤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政府與其他法律主體的新關系,亟待法律進行規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調整?如何用法治手段厘定公權力邊界?在行政訴訟領域內,權力與權利、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與互動,何嘗不是整個社會走向法治成熟的一個縮影?

　　也要看到,在行政訴訟領域,人民群眾“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不能告”的現象還大量存在,行政審判賴以生存的外部法治環境仍有待改善。特別是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諸如征地補償、房屋拆遷、企業審批、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不斷出現,給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訴訟制度也因此負有了糾正行政之偏、化解改革之痛、撫慰民生之艱、提供公信之源的作用。以此次修改為契機,讓行政審判依法履行職責,既為改革助力、為市場松綁,更監督權力、翼護權利。這既關乎法治未來,也關乎改革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