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男童的犯罪也很突出,在司法定罪量刑時可能面臨“男女有別”的困境。如何將男童更平等地納入刑事司法保障體系,還有待于更高位階的立法調整。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門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從依法嚴懲性侵害犯罪和加大未成年被害人保護兩大方面,作出了比較全面細致且針對性強的規定,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安全利益確立司法底線。

　　《意見》在內容上體現出了司法因應社會需求的特點,在規則層面上對以往諸多飽受爭議的性侵兒童犯罪予以回應。《意見》既明確了具體規則的適用,為各地司法機關提供統一可操作性的準繩,也針對近年來案件中反射出的民意訴求,在刑事司法懲治上更加周延細密。其進步之處在于:一是體現了對年幼兒童的

　　絕對保護主義原則。《意見》嚴格區分了受害人的年齡階段,只要受害人不滿十二周歲,無論行為人是否知道是幼女,都一律以“明知”予以入罪。同時,明確受害人中若為“不滿十二周歲的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智力發育遲滯的未成年人”,將對性侵者從重處罰,此規定體現出對“弱者中的弱者”的最高限度保護。

　　二是明晰了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的界限。嫖宿幼女罪近年來飽受批評,原因就是公眾擔心實質性強奸幼女的范圍,會被行為人以嫖宿幼女為由逃脫應有的罪責。為此,《意見》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發生性關系,知道或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系,均以強奸罪論處。這意味著刑事司法不再以是否給付金錢財物來區分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從而有力回擊了現實中一些人強奸后以金錢作為逃脫重罰的手段。

　　三是提出了對特殊犯罪主體的從嚴懲治。《意見》將犯罪主體為“對幼女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等,列為強奸、猥褻犯罪從重處罰情節,因為這些人可能會基于職務便利進行犯罪,其社會危害性更大。這既是對“校園性侵”和“官員強奸”案件高發的因應,也體現出對司法這些特殊主體犯罪的最低限度容忍。

　　面對中國2億多兒童,刑事司法要確立起全面、系統、科學、嚴格的正義屏障,顯然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例如,《意見》總體上仍將對兒童的保護主要放在了女童身上,雖然很多用語都是“兒童”或“未成年人”,其中就包括了對男童權益的保障,但是受社會觀念影響,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受到有力懲治的多為針對女童的性侵犯罪。從現實情況看,性侵男童的犯罪也很突出,但在司法定罪量刑的時候就可能面臨“男女有別”的困境。如何將男童更平等地納入刑事司法保障體系,顯然還有待于更高位階的立法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