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國民旅游休閑綱要,提出2020年基本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保障國民旅游休閑時間,促進城鄉居民旅游休閑消費水平大幅增長的目標。

　　但公眾對此難以樂觀。自1936年法國在全球率先對工薪階層實行帶薪休假制度以來,這一制度已為多數國家和地區所奉行。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更是將“定期帶薪休假”認定為個人的基本權利。然而,盡管我國早在1994年就把“帶薪休假”制度鄭重寫入《勞動法》,并于2008年實施《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但對于大多數中國勞動者而言,帶薪休假至今依然是照不進現實陽光的理想。

　　相關民意調查顯示,“法律不健全,單位可以不遵守”、“勞資雙方不對等,員工沒有話語權”和“已經形成社會風氣,大家都不休”被認為是帶薪休假制度難以落實的最重要原因。

　　這些因素固然在理,但并不是全部原因或者根本原因。法制可以加強,員工也有法律上的自由,風氣只是從眾的結果。不過,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張力與現實剛性約束,恐怕非個人能夠逃脫,也不能依靠行政力量消除。

　　綱要提出的發展目標,很多人都會認為很難。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嚴重、就業競爭日趨激烈、勞資地位嚴重失衡、人均撫養比高企的大背景下,帶薪休假只能是很多勞動者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夢想。在很多普通的勞動者看來,保住飯碗遠遠勝過爭取休假的權利,在滿足基本的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需求之前,并不能奢求休假式的精神文化生活。

　　由此看來,要將帶薪休假這項寫在紙上的權利變成現實,不僅僅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就能夠解決的。在社會經濟沒有充分發展、勞資關系沒有趨向平等、基本民生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前,再強勢的政府也難以落實紙面上的帶薪休假權利。既便是日本這樣的老牌發達國家,在經濟低迷的今天,也并不能事實上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帶薪休假權利。除公務員普遍能享受帶薪休假外,日本公司帶薪休假制度的執行情況不一,一些公司常以工作太忙、人手不夠為理由剝奪員工的休假時間,對員工休假需求置之不理,使帶薪休假規定成為一紙空文。

　　盡管諸多論者已經懷抱美好的期許,提出形形色色的落實帶薪休假的對策建議。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帶薪休假制度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直接產物。這一制度自20世紀60 年代以來在全球鋪開,與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快速經濟增長、民眾需求層次的提升密切相關。人們提出的加大制度推行的力度、規范用人單位的各項制度、增加必要的硬性約束、對一些操作細節進行完善等,都只能是經濟社會實力支撐下的具體操作策略。

　　綱要將基本落實帶薪休假制度的時間設定在七年后,可以說已注意到近期推行這一制度不可避免面臨的現實阻力。對此有人提出“到底誰不愿落實”的詰問,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國家提出到何時落實這項制度,而是現實可以支撐國家最早在何時落實這項制度。▲(作者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