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路上,悲劇連連。發(fā)生在2月1日上午的連霍高速河南義昌大橋爆炸坍塌事故,目前已經造成10人死亡,11人受傷,其中4人重傷。2月1日晚,周口市新建綜合客運總站站務樓售票廳頂部在混凝土澆灌過程中發(fā)生坍塌事故,送往醫(yī)院9人,1人在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另2人失蹤。輿論和公眾對災難背后的人禍窮追不舍,地方政府則習慣性地疲于應對由坍塌事故引出的種種丑聞。

　　坍塌事故,一般背后都有看得見的人禍,但既然悲劇已經發(fā)生了,只要政府應對和處理得當,不一定會演變成讓政府狼狽不堪的公信力危機。一方面,責任可能并不在政府,而在違規(guī)的司機或黑心的企業(yè);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部門有過錯,也可以依照程序調查和處理。可每一次坍塌事故,似乎最終都變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坍塌危機,地方政府被推到了輿論的對立面,輕易就發(fā)酵成輿論、媒體和公眾與地方政府對立的緊張格局。這已經成為突發(fā)事件變異的一個規(guī)律。

　　這種規(guī)律在義昌大橋的坍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官方說什么,輿論總是不信,習慣性地認為這絕不是一起偶然的爆炸引發(fā)的大橋坍塌,大橋質量必有問題。這種普通性的懷疑下,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不知從何處傳出的“污染天氣引發(fā)爆炸”的歸因引發(fā)強烈質疑,官方被指隱瞞死亡人數,官方被指掩蓋橋梁質量問題,稱早簽協議獎勵多的官方受到批評,城鎮(zhèn)戶口賠40萬農村戶口賠18萬的差別遭到炮轟……坍塌事故的次生災害,把三門峽官方頂到了輿論烤架上。

　　同樣,周口市的坍塌事故也一樣,政府丑聞像影子一樣緊跟事故,“周口官員否認車站塌后玩游戲,官方要記者出證據”之類的報道,讓地方政府狼狽不堪。不只這兩起事故,以往的安全事故和突發(fā)事件遵循著同樣的邏輯:無論什么事故和危機,最終在連鎖反應中都演化成政府的公信力危機。公共事件從不會就事論事地孤立存在,在關于事故的后續(xù)報道中,我們必然能夠看到事故之后的隱瞞、官員雷語引發(fā)的批評、排斥媒體激化的矛盾、渲染“領導重視”引發(fā)的反感、善后賠償牽出的新熱點。

　　坍塌事故演化成政府危機,這種連鎖效應絕非偶然,而是地方政府既有“事故應對體制”下必然產生的結果。

　　首先,地方政府對媒體的抵觸態(tài)度,決定著事件必然朝著使政府與輿論、媒體、公眾對立的方向發(fā)展。雖然地方政府越來越善于跟媒體打交道,媒介素養(yǎng)不斷提升,可這只局限于平時,一旦發(fā)生有傷亡的安全事故,很多地方政府立刻慌了手腳沒了章法,平時學的關于輿論應對的知識都忘光了,潛意識中習慣性地帶著抵觸和排斥的心態(tài)去防趕來現場的媒體和記者。他們總擔心記者是到本地挖新聞找麻煩的,擔心媒體對事故的報道損害地方形象,影響領導升遷,于是從各方面軟硬兼施抵制記者。這種對記者的抵制,一方面本身制造著新聞;另一方面讓記者感受著一種敵意。可想而知,當記者帶著被地方政府激發(fā)出來的敵意去報道事故時,就自然形成了“官方與輿論的對立”。

　　這便是安全事故和公共事件基本的輿論場,這種“官民對立”、“官媒為敵”的輿論場中,自然演化成了政府的危機。

　　然后,這種演化是官場種種劣根性的自然表現。這些問題,平時就潛伏在官場中,不發(fā)生事故時,人們覺察不到,一發(fā)生事故,當媒體蜂擁而至,數百家媒體數百個調查記者眼睛都盯著一個在事故中亂了方寸的政府時,種種弊病立刻窮形盡相。于是,我們看到了宣傳官員對媒體的傲慢,看到了地方的亂象叢生,看到了很多腐敗被拔出蘿卜帶出屎,看到了很多官場陋習丑不忍睹。事故和悲劇的發(fā)生,正是地方種種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爆發(fā)出來的。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腐敗問題和官場亂象制造出事故,事故又牽出種種問題。

　　比如,我們在三門峽看到了熟悉的“領導高度重視”,這個詞曾在前段時間被評為公眾最反感的“官話套話”,當地媒體對事故的報道,竟然又充斥著這種官話,千余字的報道都只見領導而不見問題。這也是公眾為什么對安監(jiān)局長在事故現場流淚的新聞毫無感動的原因所在。與那些遇難者家屬的眼淚相比,這種眼淚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問題出在地方政府急于讓事件平息的沖動上,可往往越是急于擺平,越暴露出更多問題、制造出更多的熱點。急于躲著媒體,媒體越是感興趣;急于讓家屬“情緒穩(wěn)定”,越滋生出新問題。客觀公正的第三方的缺失,公信力的坍塌,官員說什么公眾都不信,也讓政府陷入了重重危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