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人的不相信，是長期以來執法調查中立性、權威性、公信力缺失的結果，也是以往一些丑聞事件中爆料人受到威逼利誘乃至打擊報復“待遇”的心理投射。

　　不雅視頻事件繼續發酵，重慶民警近日來京索不雅視頻遭拒，爆料人朱瑞峰稱保護公安內部線人，警方稱視頻系敲詐團伙成員提供。雙方各執一詞，讓原本處在輿情漩渦中的事件更顯得撲朔迷離。

　　雖然網絡上對“跨省約談”頗多質疑，但警方的取證行為并非毫無根據，且盡可能保持了克制與審慎。整個事件中有兩個案件，一是公眾更關注的“不雅視頻案”，一個是由其牽扯出來的敲詐勒索案。警方取證的由頭是辦理后一案件，這符合其法定的職權范圍。

　　但問題的核心在于，朱瑞峰手中所掌握的不雅視頻恰好涉及兩案，且從相關性上看，這一證據與“不雅視頻案”利害關系更甚，因為朱瑞峰表示還掌握多名廳級以上官員的不雅視頻。在社會的公共價值取向中，“不雅視頻案”較之敲詐勒

　　索案也更加重要。對于前者，警方是無權展開調查的，而必須由紀委或檢察機關介入。

　　由此需要質問的是：不雅視頻作為證據是否構成敲詐勒索案的關鍵？警方是否必須從爆料人手中取得尚未曝光的不雅視頻？這種取證行為本身會給更重要的不雅視頻案查處帶來什么影響？這些問題不辨析清楚，警方取證的真正動機便值得懷疑。因為對于尚未公開的證據材料，警方以一個次要案為由，調取不由其調查的案件的關鍵性證據，很難獲得充分的正當性。過早就敲詐勒索案取證，很可能會破壞對相關涉案官員的查處，甚至衍生出諸多干擾司法的腐敗來。

　　事件中最值得深究的真問題——究竟還有多少官員涉及不雅視頻，這是公共輿論關注的焦點，也是爆料人選擇不與警方合作的關鍵原因。在事實真相不明的情況下，尤其是得不到權

　　威、中立、公正的調查程序保障，爆料人是沒有交出不雅視頻證據的道德義務的。在此背景下強調爆料人配合公安機關調查的義務，實在是會傷害到“深喉”捍衛公眾利益的權利。

　　其實在執法公信力高的社會，爆料人的上述抗爭實屬不必要，即便是將視頻交由無權調查的警方，警方也會在用完后及時移交其他法定機構查處。“我不能相信警方，如果真的是為了破案，辦案的應當是紀委和檢察院，證據也不應該交給警察。”爆料人的這種不相信，是長期以來執法調查中立性、權威性、公信力缺失的結果，也是以往一些丑聞事件中爆料人受到威逼利誘乃至打擊報復“待遇”的心理投射。說到底，什么時候有了最可靠的執法中立，爆料人才不會死守著證據做私人調查的“困獸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