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看到的不僅是更高的道德標準，還應該包括更具體的法律手段來保障此類手冊的實施。

　　近日，廣州市制定的《公務員職業道德手冊》出臺。這部手冊的特別之處在于強調“以德治吏”，通篇強調“自律”，建議公務員以“制度的紅線”來“約束自己”。

　　在法治社會中，道德與法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來說，法律是最低等級的道德，對于一般人而言，社會容忍的“底線”在于是否遵守法律，而非道德。對于公務員來說，因為他們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民眾信賴，因此公眾對公務員的期待值和要求標準會變得更高。所以，世界各國大都對公務員的行為標準做出了超越普通人的特殊性規定。

　　比如，美國曾出臺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美國行政部門雇員道德行為標準》，我國香港地區也曾制定了《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來約束政府公務員的行為。這些制度無一例外地對公務員及其家庭適用了更高的道德標準，并依法來約束他們的“特權行為”。

　　從對公務員行為要求標準的公開和提升的角度看，這部手冊值得肯定。一方面，在我國公務員行為道德標準法律層面暫時缺位的情況下，強調公務員道德和自律具有一定的實踐和宣誓意義。另一方面，該手冊也將公務員道德行為標準明確化，有了具體的標準，公眾就可以“按圖索驥”，更好地進行包括網絡反腐在內的各種民眾監督。

　　然而，缺乏具體法律條文作為后盾的道德標準似乎難以達到“物盡其用”。我們希望看到的不僅是更高的道德標準，還應該包括更具體的法律手段來保障此類手冊的實施。

　　這部道德手冊雖然是政府制定發布，但是在法律位階上仍未“入流”，沒有法律上的意義，缺少司法執行力。誠然，道德與法律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有理由相信該手冊中所描述的13位楷模人物和65條名人名言，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激勵該市的公務員隊伍，然而，我們所擔心的是，這種僅存在道德層面的制度建設能否保持長效機制的初衷。

　　整頓吏治是個關乎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以德治吏”應與“以法治吏”相互結合，并駕齊驅。以高尚的德操激勵人，同時也要以法律的尊嚴約束人；以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人，同時也要有法律的強制力得以保障。越快啟動相關立法，就越有利于大大減少“表哥”、“房叔”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