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系淪為利益博弈關系,而不是傳統的“信托”關系,必然割裂醫患信任,制造醫患矛盾。解開醫患關系“死結”,固然要從利益入手,但也要導入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正能量。

　　心臟支架9倍暴利、堪比販毒的舊話題被專家再度提出之后,有關醫療的話題再次升溫,引發社會對醫患關系的再關注、再思考。不知何時起,彌散著古典意蘊的醫患關系,淪為某種利益博弈關系,矛盾、沖突、不和諧由此觸發。

　　傳統儒家將修身與治國并論,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形成“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價值取向。“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于情。篤于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清代醫家喻嘉言語),仁愛、濟世、修道,成為古典醫學的理論基礎與倫理基石。當然,古代醫生也講錢,但其收益無疑是多元的,精神與物質俱存。且獲得患者的信任,贏得良好的職業聲譽與社會地位,比純粹的金錢更為醫德高尚的醫生所看重。

　　古代醫患關系是一種“倫理模式”或者說“文化模式”,道德是推動醫生懸壺濟世的最大動因;而現代醫患關系多半是“技術模式”,道德因素被降到次要位置,經濟利益是主要動因。本來,醫療是一個特殊服務業,醫生在服務過程中擁有絕對值的信息優勢,他不僅決定了治療方式,還決定了病人使用什么樣的相關產品與服務,如藥品與醫療儀器。信息不對稱的結果,就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容易在市場中獲取較多的利益。不幸的是,醫療市場正是如此。醫療的過度市場化,使得患者作為人的符號越來越弱,利益的信號越來越強,心臟支架9倍暴利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作為信息貧乏的一方,患者本來就患上“信任焦慮癥”,當這種焦慮無法得到有效排解,甚至被無情現實反復強化的情形下,容易產生防范、抵觸乃至逆反。哪怕對方提供信息是充足的、正確的,也難以獲得認同、信任。患者不信醫生,醫生懼怕患者,于是乎患者要拿著錄音筆與醫生交談,醫院要配警務人員……也就不足為奇了。

　　醫患關系淪為利益博弈關系,而不是傳統的“信托”關系,必然割裂醫患信任,制造醫患矛盾。解開醫患關系“死結”,固然要從利益入手,譬如加重醫療服務的公共權重,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加強對醫院監管,改變“以藥養醫”之格局。然而,這些都是市場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緩患者費用支出問題,并不能從人文層面有效拯救業已處于缺乏信任、感情淡漠堅冰下的醫患關系。

　　俗話說,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煩死人;文化管人,才能管住人。要使醫生對自己社會角色有強烈的認知,珍惜自己的羽毛,以“醫者父母心”的境界對待患者,必須導入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正能量,借鑒古代醫患的合作關系,合作共贏。“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無論醫學教育,還是醫療實踐,都要有意識地回歸仁的傳統,才能“回到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