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醫保必須仰仗公共財政有更積極的表現。醫療作為公共服務，公共財政責無旁貸。

　　國家出臺大病保險新政，在基本醫保已報銷的基礎上，對城鄉居民因患大病發生的高額醫療費用再次報銷，要求實際報銷比例不低于50%，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國家層面的大病保險終于走進公眾視野，大病致貧現象有望得到遏止。近年來，基本醫保在不斷推進，覆蓋人口達到95%，應當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低水平的基本醫保仍未能解決大病問題，“大病猛于虎”、“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極端案例是，家住北京的廖丹通過私刻醫院收費章，四年來為妻子換來400多次免費透析機會，涉案金額17.2萬元。

　　在原有基本醫保的基礎上，進行補充醫保——大病保險，擴大保障范圍，提高保障層次，加大保障力度，值得期待。得以順利實施的話，“廖丹悲劇”庶幾可免矣。據介紹，全國性的大病保險可能借鑒了“太倉模式”：從基本醫保基金中拿出1%左右的資金，向商業保險購買大病保險。2011年，太倉從醫保結余資金中籌集2000多萬元，以一定的標準向人保健康購買大病保險。數據顯示，共有2604名大病患者在2011年因此模式受益。

　　國家大病保險告別傳統模式，改由商業保險機構承辦，并要求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則。準公共品或公共品提供走市場化道路，其優勢在于，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服務效率，創新公共服務管理，減輕政府負擔，政府轉變職能，而難點在于管理與資金投入。在商言商，于商業利潤與公共服務之間，商業保險機構不可能把后者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合理控制商業保險機構盈利率”，知易行難。如果大病保險利潤率偏低，無利可圖，就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商業保險公司要么缺乏積極性，降低服務標準，甚至不愿意接手；要么提高賠付門檻或拒絕賠付，以減少支出，維持足夠的利潤空間。此前也有不少保險公司推出相關險種，因為買易賠難、保障力度不足而遇冷。

　　控制商業保險機構的利潤率，一是通過監管，用管理手段規范與控制；二是當管理難以保障利潤率時，就必須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大病保險運行涉及商業秘密，外部監管難度不小，因此必須通過政府管理、行業監管、社會監督，多方合力，才有可能比較到位。尤其應該保障的是社會監督，應該在與商業保險機構簽訂協議之初，就規定其承擔將籌資標準、待遇水平、支付流程、結算效率和大病保險年度收支情況等悉數向社會公開，接受質詢、監督的義務。

　　公眾最關心的問題是大病保險的資金來源，《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從城鎮居民醫保基金、新農合基金中劃出一定比例或額度作為大病保險資金。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基金有結余的地區，利用結余籌集大病保險資金；結余不足或沒有結余的地區，在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年度提高籌資時統籌解決資金來源。可以看出，“意見”對公共財政的責任界定比較模糊。

　　個人支付與醫保基金總是有限的，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個人部分，倘若提高幅度太大，必然打擊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大病保險必須仰仗公共財政有更積極的表現。醫療作為公共服務，公共財政責無旁貸，公眾有所要求也不過分，而且在財政收入連年飆紅的今天，也是可能的。若按太倉每人每年50元的標準，全國也不過六百多億而已，僅“公車消費”一年就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