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生立法站在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立場，為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提供防范機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精神衛生法草案，備受關注的強制收治程序做出多處修改，取消了因傷害自身被強制收治患者的復診權利，刪除了因傷害他人被強制收治患者的二次鑒定規定。

　　自精神衛生立法啟動以來，如何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權利，防范無辜者“被精神病”問題的發生，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上周，因上訪而“被精神病”的農婦吳春霞終于迎來遲到的公正，法院二審判決精神病醫院賠償吳春霞15.5萬元。在諸多案例中，吳春霞無疑是幸運的，但這種輿論監督下的民事司法救濟，并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維權的標準模板，更無法從源頭上確立起防范的制度屏障。因而，公眾對精神衛生法更是期待綿綿。

　　相比一審稿而言，二審稿刪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療”作為非自愿住院條件的條款，大大抑制了實踐中可能因任意性解釋造成的合法報復，這無疑是立法的進步。但就精神障礙患者收治而言，究竟誰有權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是立法確立強制收治制度的法理基礎，而二審稿并未取得實質性突破。例如，二審稿仍然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立法對近親屬的這種權力并未設計出嚴密的監控程序，使其存在濫用的風險。

　　立法者出于節約社會成本和及時救治精神障礙患者的考慮，取消復診權和二次鑒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壓減了“被精神病人”自救的渠道。雖然草案增加了關于司法救濟的規定：“精神障礙患者或者其近親屬認為行政機關、醫療機構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侵害患者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人們擔憂的是，這種籠統的立法并未掃除如下實踐障礙：作為“精神障礙患者”是否符合具備行為能力的原告資格？被強制收治失去人身自由后該如何提起訴訟？法院如果不受理怎么辦？對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司法如何認定？很顯然，有效的司法保護機制還需要更細致的設計。

　　更重要的是，精神衛生立法應立足于制度設防而不是事后救濟。從“被精神病”的鏈條看，參與者可能是政府部門、醫療機構或近親屬，吳春霞就是在這些力量的綜合作用下被非法收治。因此，立法須從源頭上對每種力量的行使進行嚴格控制，任何一個制度死角或程序縫隙，都可能給公民帶來極大的人身風險。說到底，精神衛生立法站在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立場，為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提供防范機制，即便如何繁瑣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