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法律人、媒體人以及微博網友的接力呼吁之下,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于8月10日撤銷了唐慧的勞動教養決定;湖南省委政法委組織的聯合調查組表示,正在調查永州市公安局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等問題。

　　唐慧從被判勞教到平安獲釋,表面上看是民意的一次勝利,但細究勞教風波的細節不難發現,很多實質性問題其實并沒有得到解決,矛盾與訴求也依然存在。如果不以本案為契機進行制度性反思,唐慧的“幸運”仍只能是一個難以復制的個案。

　　健康的社會應該有紓解民怨和聽取民意的制度化渠道,不能總是等到“鬧出動靜”之后才特事特辦。唐慧的“幸運”,源于媒體和網友關注所制造的輿論壓力,“媒治”的色彩明顯多于“法治”,這對“法治社會”四個字是一種嘲諷。畢竟,絕大多數遭受不公待遇的上訪者,都難以像唐慧那樣成為輿論焦點,而且隨著媒體關注和網友圍觀轉向其他熱點,當事人依然無法獲得穩妥的安全感,這也正是唐慧獲釋后擔心“回去后再次孤立無依”的原因。

　　另一方面,唐慧的勞教決定雖已撤銷,但公安機關對其行為的違法性認定仍未改變,輿論介入讓她得到了自由卻沒有得到正義。唐慧的遭遇理應成為反思勞教制度的催化劑。

　　唐慧獲釋,不僅不應是“永州案”的終點,也不應是輿論關注和社會反思的終點。在這起勞教案的戲劇性轉變過程中,輿論壓力牽引出的高層介入固然能傳遞出一定的正能量,但“永州幼女案”中暴露出的瀆職、偽證、串通、濫權等問題,展示的其實只是基層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在行政過程中諸多亂象的一個樣本。以此來看,規范地方政府的權力運行模式,以司法體制改革為社會公平正義護航,其緊迫性或許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