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巧家爆炸案,現在成了“禁忌”話題。

　　有媒體報道說,巧家警方多次上門,要求兩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屬不要“隨便談論案情”,不要接待媒體的采訪。不僅如此,巧家縣的大部分機關單位,以及各個居民社區,都被告知不能評論和傳播此事,如果消息泄露,公職人員與黨員要遭處罰。

　　一個地方發生了“不好的事情”,當地試圖封鎖信息,這樣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防民之口”防到像巧家這種程度,即通過強力來制造全縣緘默的局面,確屬少見。這與只是禁止公開報道還不同,連人們的私下議論也一并禁止,堪稱現代版的“道路以目”。不過,禁止居民談論爆炸案這件事,被媒體披露了出來,這本身就證明了當地信息防控的失敗和欲蓋彌彰式的愚蠢。

　　巧家當地在爆炸案中的表現,可說是一錯再錯。趙登用被抓到時,當地公安局長拿自己的職務、前程、法律和事實信誓旦旦地擔保說,此案就是趙所為。后來,查明趙是被人利用當肉彈,鄧德勇、宋朝玉兩人被宣布為犯罪嫌疑人。也正是從宣布之日起,巧家當地開始了信息防控措施,而回避、躲閃乃至壓制信息,在許多事件中,都被一再證明了其失當和錯誤。

　　其實,當地居民評論、傳播和議論爆炸案又如何呢?禁止私議的背后,不論是出于掩蓋責任還是別的原因,都反映了巧家有關方面的緊張與慌亂。

　　客觀而言,當前人們的言論空間有所擴大,很多事情逐漸脫敏,不能說、不能談的公共話題范圍也正在減少,但社會信息交流和傳播并沒有實現正�；�。

　　有時候,某個地方的事情在外地得到報道,在本地卻萬馬齊喑,不可談論甚至不可觸碰。有時候,權力與社會仿佛形成某種默契,對一些人與事,可能并無明確禁令,卻諱莫如深,主動不去觸及。信息傳播和言論的此種局面,不僅時常讓社會的合法權利落空,更可能讓一個社會失去正常的思考和表達能力。

　　社會的知情權需要得到維護,信息透明公開成為對政府的基本要求。信息公開是大勢所趨,靠制造神秘、維持信息的秘密狀態來進行社會治理,既不合時宜,也不得人心。但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并沒有體現多少進步性,這固然可能是習慣思維使然,主要原因還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信奉無事不可為,否則何以能夠像巧家當地那樣,將屏蔽信息的權力意志貫徹到每家每戶。

　　很多地方怕出事,出了事怕泄漏,被曝光了又千方百計地遮掩隱瞞,防控信息的做法需要依靠對他人制造恐懼和威脅,但其實顯示了權力自身的脆弱與恐懼,那么權力到底在恐懼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