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雙向協議遏制紅包,主要是一種價值宣示和道德自律,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會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

　　患者送紅包、醫生收紅包,似乎成了一個社會頑疾。日前,衛生部就《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征求意見,其中就有治理紅包的內容:“患者入院時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協議書納入病案管理”。你不送,我也不收,醫患的雙向協議能否破解紅包現象?對此,眾說紛紜,表示不樂觀的居多。

　　不收紅包,原本是職業底線,現在竟要衛生部門專門進行制度設計來防控,反襯出紅包現象的泛濫盛行,也表明從政府到公眾對此問題的價值立場。在很多人送紅包送得理所當然、一些醫生收得心安理得的時候,反紅包的雙向協議,從制度上標明了職業道德、社會風尚的應有準則、是非判斷。這種回歸,對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有利的。若能落實,并在更大層面拓展深化,未嘗不是治理紅包現象的一個契機。

　　可是,這一紙協議真能撬動堅硬的紅包嗎?從表面看,紅包呈現的是“不送不安”“不收不寧”這樣一種不無反諷的社會病象,但在非送不可、非收不可背后,有著更為深刻的現實根源。

　　從患者角度說,醫療資源尤其是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不足、分配上的不公平,助長了通過利益輸送方式博取優先權的心理與行為,加上長期送禮文化的慣性作用,“送紅包才保險”很容易泛濫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

　　從醫生角度說,紅包與其群體利益的緊密關聯,決定了這一問題的艱深復雜。以藥養醫、醫藥不分的體制弊端,一方面是導致醫院要在市場經濟大浪里掙錢謀發展;另一方面,衛生投入的不足,使得醫生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由此產生“腦體倒掛”。在不少醫院,醫術越高超、醫德越高尚,掙錢越少的問題確實存在,不收紅包而被罵被逐的“傷心醫生”也時有所聞。

　　鄧小平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紅包泛濫,根子還在醫療制度的不足和缺失。治理紅包頑疾的治本之策,還在于深化醫改,促進醫療資源配置的公平合理,同時將醫院業務行為和經營行為脫鉤,建立合理的醫生收入體系,用體面的、有保障的合法收入打消醫生“看病賺錢”的想法。

　　當然,高薪不是養廉的靈丹妙藥,尤其對醫生這個職業來說,有仁心才有仁術,只有職業道德涵養充分了,一切制度設計才能見效,改革成本才會盡可能降低。通過雙向協議遏制紅包,主要是一種價值宣示和道德自律,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會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