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廖丹的特殊經歷中不難意識到，好的立體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實，受到重大疾病困擾的家庭才能獲得切實的幫助，整個社會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糾結與情法沖突的心理怪圈。

　　北京男子廖丹為給尿毒癥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偽造單據，4年間騙取北京醫院17.2萬元透析費。事情敗露后，廖丹被提起公訴。在庭審中，廖丹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并表示“所做的一切只為讓妻子先不死”。廖丹為救妻子不惜以身試法的行為被媒體披露之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有人認為他不思進取不值得同情，但更多的人把他的行為譽為“最凄美的愛情故事”。珠海政協委員陳利浩在了解此事后，很快通過媒體向廖丹轉交了17.2萬元捐款，爭取以全額退賠的方式為廖丹爭取緩刑。

　　在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下，尿毒癥是一種特別容易讓患者及其家庭走入困境的疾病。只要經濟實力允許，尿毒癥病人經過透析治療乃至換腎，可以獲得較長時間有質量的生活。但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每月數千元的透析費很快就能把家底洗得一干二凈。前幾年，北京曾經出現過“自助透析”的現象，一些從外地來京治病的人，湊錢在通州建起了簡易的血液透析室。由于不符合相關法規，又存在較高的醫療風險，該做法被有關部門依法叫停。近幾年來，有關尿毒癥的新聞很多，但讓人感到樂觀的事例卻比較少。尿毒癥不僅對患者及家庭形成困擾，其實也考驗著我們的現行醫療保障制度。

　　通州的“自助透析”被取締之后，10名患者大多與原籍取得了聯系，地方政府通過醫保制度和特殊救助機制，為他們繼續提供治療。廖丹的情況比較特殊，他的妻子是河北易縣人，為當地農村戶口，按規定不能享受北京市的醫療保障。如果加入易縣的新農合，又面臨往返奔波之苦。但從多家媒體的報道看，廖丹仍有得到政府救助和社會資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市的“城鄉特困人員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制度就可以惠及廖丹的妻子。按照相關制度，廖丹還可以向區縣民政部門申請臨時救助，以及向市慈善協會申請慈善幫助等。從這些情況看，即使像廖丹家的情況那樣特殊，即使現行醫療保障制度還未能盡如人意，只要相關制度和措施都能在廖丹的妻子身上“顯靈”，廖丹一家也未必就會走入困境。

　　既然如此，廖丹鋌而走險的原因又何在呢？從報道看，首先是廖丹的文化水平不高，對國家醫療保障政策的了解比較膚淺，不善于尋求政府救助和社會資助。他選擇違法的“私力救濟”這一下策，與所謂的“底層怪圈”是有關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國家和地方政府為困難人群制定的特殊救助制度，在現實中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敏感響應能力。困難人群，多半也是求助能力有限的人群。如果救助制度不夠靈敏、不夠人性化，往往很難惠及特定的救助對象。廖丹多次為妻子申請醫保，但街道工作人員除了“掏心窩子”表示愛莫能助之外，卻沒有向廖丹指示更多、更有效的救助方式。雖然街道辦也曾為廖丹申請特困救助，卻遲遲沒有下文，也讓當事人頗為無助。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廖丹的“刻章救妻”悲劇并非全然由制度導致，而主要是因制度失敏所引起的。

　　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正處于一個有待完善的過渡階段，其過渡性主要表現為缺乏系統性和全民性。不同地域、不同戶籍乃至不同職務身份，享受醫療保障的程度也不同。特殊困難人群僅靠醫保制度無法解決自身難題，還必須同時借助其他輔助性救助制度。醫保的過渡性，在廖丹一家身上表現得特別典型和明顯。從廖丹的特殊經歷中不難意識到，好的立體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實，受到重大疾病困擾的家庭才能獲得切實的幫助，整個社會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糾結與情法沖突的心理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