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救助更多廖某的，還是法律和司法本身。對廖某而言，就算無法退贓也同樣應從輕。從輕不是拼錢，也不是拼悲情，而是講證據依法律。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癥，為讓妻子活下去，廖某私刻醫院公章，并用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日前，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廖某為救妻不惜以身試法，雖令人同情，但其行為涉嫌犯罪并無疑義。檢察官求刑3年至10年，不能說是對廖某冷漠，實是于法有據。此案涉案金額高達17萬余元，在刑事司法中已屬“數額巨大”，這正是最令人糾結之處。

　　當然，廖某也有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比如，他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悔罪態度好，對社會沒有造成較大危害。這都意味著，廖某至少可以在量刑幅度的法定范圍內從輕。在我看來，“判三緩五”是既合乎法度又不失情理的選擇。一是3年有期徒刑并未超出法定量刑標準；二是廖某具備緩刑條件。依刑法規定，適用緩刑的一般標準是：被判處3年以下(包括3年)有期徒刑且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除“判處3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緩刑條件廖某都具備了。

　　事實上，圍繞此案的“情法沖突”有被夸大的傾向。法不外乎人情，司法機關目前對廖某采取的強制措施是取保候審，這讓廖某在接受庭審前可以照顧妻兒。從廖某涉嫌的違法事實看，他并非暴力犯罪，亦非累犯。既然合乎取保候審的所有條件，為什么不取保呢？

　　我不太同意一些媒體刻意渲染“情法沖突”。至于一些“好心人”大力呼吁“法外開恩”，更是對法律、對司法的雙重誤解。廖某一案并不需要“法外開恩”，對廖某取保候審，本屬合法；若法院對廖某適用緩刑，同樣合法。一言以蔽之，廖某一案依法從輕足矣。

　　據報道，珠海政協委員陳利浩向廖某捐贈17萬余元，希望廖某盡快退贓，以便在量刑上有所幫助。據稱之前法官對廖某也有“退贓從輕”的提醒。老實說，我不太認同這種司法規則，理由很簡單，難道沒能力退贓就只能被重判？

　　這其實是另一幕悲情。廖某因得到社會捐助就有了從輕的機會，這機會來得太過偶然。廖某是不幸的，先有自己下崗后有妻子重病，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但他又是幸運的，至少他得到了輿論關注。其實，像廖某這樣的悲情每天都在上演。除了少數個案因機緣巧合為公眾熟知外，更多的苦難只存在于當事人的心里。輿論救得了一家，救不了所有。

　　能救助更多廖某的，還是法律和司法本身。對廖某而言，就算無法退贓也同樣應從輕。從輕不是拼錢，也不是拼悲情，而是講證據依法律。法本容情，就請別再人為把法推到情的對立面。